| 《乡土中国》的价值——学者读后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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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重读《乡土中国》 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2020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在110年前的11月2日来到这个世界，又于15年前的4月24日离开了人世。 这位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一生著作等身，而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他首版于1948年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乡土中国》。 这本书不是一本专著，而是由当时费孝通应《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辑录而成。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乡土中国》开篇之语，代表了一个理解中国社会的新视角的诞生。这是来自基层乡土社会的观察，而不是居于庙堂之上的俯瞰。 虽然这本书的出版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在汉语世界中，对于《乡土中国》一书的阅读渴求不减反增。今天的我们依然在追问，中国的乡土性还有多少保留？面对与乡土社会相去甚远的新生活环境，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关于为什么要重读这本书，费孝通先生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旭东说： “如果我们想要去理解自己过去的生活，理解彼此和谐相处之道，理解对中国而言的乡村之重，那首先便要去理解《乡土中国》这本薄薄小书的精髓。 读懂《乡土中国》或许可以读懂费孝通，可以明白他所写下全部文字的硬核究竟是在哪里；同样地，我们要想理解中国的未来，也需要能够真切理解《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激发和启示我们的所思所想，或许由此才能真正解决当下的各种对未来的迷惑以及种种现实生活困境的存在，还有希望可以在哪里去做一种寻找的出路所在。 01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装着中国的“乡土” 读过的读者都知道，《乡土中国》这本书非常薄。一百页左右，六万多字，没有生僻字。 不同于费孝通另一部知名的代表作、由其博士论文改编出版的学术性著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很好读。1947年前后，费孝通应报刊邀请撰写了14篇解读中国社会的文章。“抗战时期生活拮据，文人卖字为生。”70多年前的无心栽柳，成就了今天的社会学入门经典读物《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最早的版本是1948年上海观察社发行的32开小册子，封皮围了一圈绿色的花纹，里头的文字是竖排的。1978年之前，台湾的出版社还经常盗版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连作者名字都给改了，叫“费通”。后来费孝通拿到这种盗版书，还打趣道“这个‘孝’字没有了”。 1948年上海观察社出版的《乡土中国》 再到1985年三联书店再版的《乡土中国》，则是费孝通亲自修订过的版本。赵旭东表示，自己最常用的也正是这一版，“白皮的，在当时只要6毛钱”。 后面的版本就更多了，各地出版社都出了很多种。2012年，外研社还出了一个中英文对照的版本，书名译作“From soil”，就是“从土中来”。 再回到费孝通写作《乡土中国》的年代，1947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当时的媒体、学界普遍流行着这样一个话题：未来如果有一个新中国的话，它要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费孝通彼时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影响，试图从实际田野步入到更理论化的文化模式的比较，描画中国社会的特性、中国人的性格。 另一方面，他也在无形中受到社会讨论的影响，思索着中国未来的样貌。于是，《乡土中国》就在这种多重探索中诞生了。不同于当时舆论所流行的关于“走西方模式还是不走西方模式”的争白，费孝通已落到实处去谈中国人具体的思想道德、价值，中国人本源的东西是什么。 费孝通认为，如果对中国人而言，是这样一个维系私人道德的东西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发展一个公共的领域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实现的事情，所以就需要我们在一个更加务实的基础上建设国家，而不是一个过度理想主义的思路。 02 《乡土中国》好读，也不好读 赵旭东说，“费先生过去经常讲，读书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事情，读书的味道只有读者自己去亲尝，别人不应代口。” 其实这也与费孝通的治学理念有关。《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内容，是费孝通基于自己开设的“乡村社会学”的授课讲义整理而成的。但这份讲义却与过去那些老派的讲义不同，并没有采用提纲挈领的论调，而是用一种散文体的叙述方式，探索性地描绘和论证观点。 中国过去讲究的是记问之学，孔夫子或者《四书五经》讲了什么，学生便记下来，这就是知识。但在费孝通这一代以后，开始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知识变成了探索，所有的知识都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所以费孝通的讨论都是带有探索性的，不会抛出一个固定的答案让人接受。 在《乡土中国》里也是如此，费孝通其实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正是因为这样的追问，使得看待中国的方式改变了。 过去一直以来，学者都是从一个由上而下的观察视角看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社会的皇权可以一直伸展到基层去。但实际上，当由下向上看的时候，从最基层的小乡村去看整体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现中国社会还存在一个中间层，叫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用各种文化的方式把由上而来的皇权挡在外面，形成一个相对而言自治的体系，也就是《乡土中国》里讲到的“长老统治”。 赵旭东提到，不同于费孝通《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这些实际的田野调查报告，《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些概念。费孝通将这些概念称为韦伯（Max Weber）所说的“ Ideal type ”，这个词汇人们经常翻成“理想类型”，他认为是不对的。“ Ideal type ”指的是“观念中的类型”，也就是在人们观念当中存在的, 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概念。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德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和爱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 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争论，像是文字下不下乡等。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乡村怎么能没有文字，乡村怎么能不打官司呢？但实际上这都跟人们“观念中的类型”有关系。 赵旭东表示，我们回想过去乡村的习俗，厕所上不用写男女，大家就知道该去哪儿；村民间有了纠纷，大家也不愿意撕破脸，倾向于相互调解解决。其实这就意味着，人们在“理想”当中是拒斥文字、拒斥诉讼这样隔着一层的交流的。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拿另一种制度来进行比较，看它如何缺少、如何不合适，不妨先试着去理解一下中国传统上慢慢形成的那一套道理。 03 《乡土中国》如今过时了吗？ 在过去的七十年里，《乡土中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社会整体性的结构。在赵旭东看来，这个结构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便今天我们的乡村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很多人说现在是“后乡土中国”、“新乡土中国”，这些概念也并非不可以用，但是到底“后”在哪里，又“新”在哪里，却是需要我们仔细思考的。 赵旭东觉得，费孝通也是带着这样的问题离开的，他一直在思考中国的乡土社会，一直在探寻中国还是不是乡土社会？ 而这种对 “变”的思考，实际上也是费孝通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察视角。 费孝通赠予钱钟书、杨绛夫妇的《美国与美国人》，扉页上书 “钟书兄嫂惠存 孝通 1984年3月12日” 费孝通曾在与《乡土中国》同时期的另一本社会学著作《美国与美国人》的重刊后记里写道：“从变的一面去看，还存在着将变、未变、变得不透的成分，而且这三个变数，各有其未变的底子。美国还是美国，看美国的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影响着这个人的中国还是中国。” “就像拨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出去，一层有一层的境界，一层有一层的味道” 不同的时代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乡村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但赵旭东认为，认识的接续是很重要的，要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里发现新的特征。他说，如今社会学学生在下面做田野调查时已经看到，农民开始用微信、快手去交流，去买卖，去形成一个网络。那么社会学研究就要跟着这个变化走，看他们在里头究竟分享了什么，产出了什么。 而这样的变化，是费孝通当时没能看到的。他曾认为的“时空坐落”、去调查就能看到的时间空间，太阳升起来农民就下到地里去，金秋时节就收获谷物这样简单的时空模式，在今天已经不同了。今天农民早上起来以后，或许要先看看从各地发来的订单，他的时间和空间已经分离开了。这些都是存在于“变”的框架里的新事物。 不过赵旭东认为有一个东西是始终不变的，就是要到真实的社会里去看。 他提到，费孝通一直以 “老来依旧一书生”为自豪，其中这个“书生”不是指仅仅看书本，而是指要到处去走，到处去问，到处去学。知识就是这样得来的，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就是要在不断地观察询问当中，慢慢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因此赵旭东觉得，我们不能够静态地去看中国，而要辩证地看在“变”当中的“不变”和在“不变”当中的“变”，而这也是我们如今重读《乡土中国》时所需要的视角。 我们可以从中国如今的变化当中，去看《乡土中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总结出来的基层社会的逻辑，思考它的基线在今天往什么方向偏移了，从中分析出中国乡村的动力和未发掘出的潜力。 《乡土中国》只是一个出发的点，面对今天的中国，我们会发现很多过去讨论的东西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实在的变化，恰恰是我们要去关注的。 “我们要承认这些变化，承认这些变化的原因，而不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因为人是在生活的，要用自己的生活去适应新的环境，来使自己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某一种规则、文化或者既有的传统，就改变自己对新生活的追求。” 《乡土中国》的价值——赵旭东 1948年前后，也就是在中国的家国命运将面临一场可能有的新选择面前，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了这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大抉择之中去。当年的费孝通，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作为一个有着完整英国人类学训练背景的社会学家，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讨论之中去，他在云南呈贡的魁阁，作为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一位教授，领导者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及那里的真实存在的人怀有极大兴趣的研究小组。他自己通过实地调查去为学生们讲授“乡村社会学”这门课程，课余所留存下来的文字得到发表，成为了《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原型。这些文字是在报刊编辑的不断催促之下而一篇篇地发表出来的，由此而引起超越学生群体的更为广大的公共读者的共鸣。 这可谓是田野调查研究的附属品，是一个实地研究者借文字去描摹中国的基层社会其可能的结构或者不变的东西是怎样的；同时，也是在那样困苦的年代里，不得已“为稻梁谋”来换取稿费去维持一种原本不可持续的家计的附属品；同时也是在一种内忧外患的痛苦挣扎之中所自然流淌出来的思想情感的附属品。用费孝通后来的评价就是，这些文字根本是在探讨“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在抒发着自己对于理想中的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将会是怎样的，它未来究竟会有怎样的一种变迁和转型，而这样的一种中国叙事的构建，又必然是以现实之中的中国究竟是怎样一副面貌为基本前提的。 这个现实的中国，这个我们可以真正去把握的中国，便是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是在基层的基本的社会结构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乡土本色”的乡土中国。这种“乡土本色”并非单单是指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土地这一方面而言的，而是指人和土地之间的一种最为紧密的连接。由此，人的生老病死似乎都跟某一块土地的存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彼此之间不能够有哪怕是些许的分离，人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又终老于斯，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种生命循环，而由此种循环所构建起来的便是可以持续运转的循环社会。很显然这种循环的基础就在于由人和土地之间关系而生长出来的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根本上是一种差序性的关系，即被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 的一种差序性的关系，做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像一块石头打进水中向外所激荡出来的一圈圈的涟漪一样，越是靠近水波纹中心的地方，越是会表现得力量强劲或关系紧密，而越是远离中心的，便越是表现得力量薄弱或关系疏远。 换言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中，人和人之间往往是通过某个个人的自我，并以此自我为中心而不断地向外延伸出去的。这是以一种自我主义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并与西方的那种由一群人所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团体的有似一捆柴或者有似俱乐部一般的“团体格局”的形式是大为不同的。在此种差异之中，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会更为强调彼此关系的距离形态构成，跟团体格局的彼此均等性的等距离关系形态大为不同，因此在差序关系的社会之中，凡事都要去攀一个交情，去拉一下关系，以此明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总之，这种关系距离的明晰背后实际上都离不开一个“私”字，彼此的关系也便是一种私人的关系。因此在行为上、道德上以及情感上都会以这种关系的亲疏远近来作为一种评判的标准。关系如果近，那凡事都好商量，一路便是开绿灯；而如果关系远，则会表现得彼此冷漠，所有的事都想尽办法设卡阻止，相互也没什么真正利益上的往来可言，更无所谓可能有的彼此之间的一种深度的交往、信任和共事。 这种基于私观念的差序格局构建，核心或者关键也恰恰就是在这一个“私”字上面，社会之中充斥着种种的私人的道德，私人的行动逻辑以及私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的构建，如果不属于是私下里的“自己人”，便什么事情都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展开以及事业上的有所作为。这无疑是基于一种土地的农业生产所特有的关系模式，并且在没有一种共同性的或者普遍性的神学信仰的观念下，所突出表现出来的一种家族主义以及地方性关系主义建构的文化模式。它会更为强调彼此之间的基于私的友爱和亲密，相互之间需要预先有一种关系的确认，之后才有彼此之间交往规则或原则的启动，如果对方是属于亲人关系的，那所呈现出来的可能是一套的规则；而如果不是亲人的，特别的还属于是一种“见面生”的陌生人的关系，呈现出来的则又是另外的一套规则了，所谓不分语境和彼此关系的一种普遍性适用的法则在这种关系的文化之中是无法真正有用武之地的。这一点在我看来可能便是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最为重要的一个发现，因为它无意之中点破了一个未来新型国家构建的基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推算一下，《乡土中国》一书的初版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年了，但是阅读他的人却不分年代和学科的与日俱增，年轻的人从此种阅读之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由此而可以抓住事物的本质，不会为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所左右；而年长的人在此阅读之中会感同身受地领会到中国社会自身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在一种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社会与文化的比较之中，切实感受到乡土中国其真正的存在价值。而不同学科的人，只要他们一触碰中国的研究，只要他们想去探寻中国存在何以可能，还有中国的文明以及文化何以可能，那所有这些问题的询问都会使他钔很快地远离自己学科的那些教条和定律，而会令他们惊讶地找寻到《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理解线索，从一种看似模糊实际精确，看似随意实际微言大义，看似简略实际却充满着无限复杂性和可解释性的空间的张力之中，中国意识得到了一种突显，而这恰是《乡土中国》这本书所能带给我们的真正永恒魅力之所在。 应该清楚的是，时代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问题依旧；中国在不断地得到书写，但超越性的认识却越来越难有所得。我们或许有太多的研究，但是我们缺乏哪怕是一丁点的洞见。一个人又一个人所写书在一本本的积累起来，厚度也在不断地增加和超越，但是可以去仔细比较一下，对于中国的理解，在我们华丽的书桌上最后能够铺展开来的，除了《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似乎还真的不太容易去找到另外的一本。可读的书显然会有很多，但是可以静下心来让人细细品味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毋庸置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本，只要你谈论中国，这本书总也是无法真正可以绕来去的。显然，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字上的通俗易懂且内涵丰富，更为重要的还是它所揭示出来的中国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搁置许多空洞的讨论，成为直观这个世界的一把钥匙。有谁可以否认，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所构筑的中国意识能够真正离开“乡土”这两个字去获得一种额外的理解呢？当然，乡土并不是中国的全部，但是对于核心价值的讨论却无法避开对于乡土问题本身的追溯，这恰是《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又一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还要不断去重读它的真实理由的所在。 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写于亦乐斋 侯晓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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