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高考作文名言素材之“敬畏规则”篇 |
||||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杂文参考 → 作文素材 2020-05-22 手机版 | ||||
1. 高雅的品味，崇高的道德标准，向社会大众负责及不施压力威胁的态度——这些事让你终有所获。 ——李奥贝纳 2. 打破常规的道路指向智慧之宫。指向智慧之宫的道路上，布满规则。 ——布莱克 3. 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如果有一个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训好的社会公民的。 ——培根 4. 美好的环境培养着人们的公德，比如清洁的新加坡，有随地吐痰恶习的人也不会张口把一口痰唾在光洁如洗的地面上。相反，混乱肮脏的环境败坏人们的公德，比如纽约地铁，墙壁和车厢内外到处胡涂乱抹，污秽不堪，人们的烟头乱纸也就随手抛了。 好的招致好的，坏的传染坏的。善的感染善的，恶的刺激恶的，世上万事皆同此理。 ——冯骥才《公德》 5. 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卡夫卡 6. 凡是不给别人自由的人，他们自己就不应该得到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的统治下，他们也是不能长远地保持住自由的。 ——林肯 7. 一点也不加以限制的自由，它的害处与危险确实不少。 ——克雷洛夫 8. 人们往往把任性也叫作自由，但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人性的选择和自决都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而是出于偶然的动机以及这种动机对感性外在世界的依赖。 ——黑格尔 9. 我们必须保持纪律，否则一切都会陷入淤泥之中。 ——马克思 10. 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 ——清杜文澜《古谣谚》 11. 最有道德的人，是那些有道德却不须由外表表现出来而仍感满足的人。 ——帕拉图 12. 如果良好的习惯是一种道德资本，那么，在同样的程度上，坏习惯就是道德上的无法偿清的债务了。 ——乌申斯基 角度1：深度反思 苏格拉底认为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当前的疫情,灾难面前第一反应可能是众志成城,最美逆行,拒绝谣言,但是到高考的时候疫情已经结束,更深层次的反应会是什么,可能关乎中国采取的措施,民心向背,世界各国的应对疫情的不同理念以及每一个公民的规则意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该拿出自己的思考甚至反省。 角度2：规则规范社会公德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这一主题可以关联的是：公共意识、文明尺度、公平竞争、社会公平、法制法治、自由的相对性…… 过去一年来，从高铁“霸座”，到公交“互殴”，再到重庆公交坠江事故，发生在国内公共场域的这些不文明行为乃至违法事件，受到公众和媒体的普遍谴责，也引发了关于社会文明的反思与自省。而从中兴通讯被处以重罚，到孙杨被禁赛八年，我们也意识到遵守基本规则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最近的讨论非常热烈，这也是2020高考作文的重点热点主题。 在国内，从景区泡脚、乱刻乱画到违反禁忌在清真寺矮墙上跳热舞，从因延误而大闹机场到向飞机发动机扔硬币，从公然“霸座”到任性拉下高铁紧急制动阀，从重庆公交坠江悲剧到高空抛物致人死亡……近年来，关于国人素质的讨论也一直都没有停过。在国外，美国一对姐妹在吴哥窟寺庙内互拍裸照；篮球明星哈登在上海骑电动车逆行；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喷泉广场，欧洲游客纷纷在池内泡脚，甚至直接进入水池中心…… 这些事例表明，文明素质的高下，与名声无关、与身份无关、与是否来自所谓高素质的发达国家也无关，而取决于规矩是否严格、制度落实是否到位。 角度3：危机与沉淀 丘吉尔说过一句话：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 每一次危机，都隐藏着机会，危机越大，机会也就越大！ 危机，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脱颖而出的机会。 真正的聪明人，决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危机！ 同样是封闭，有的人可以玩两个月游戏，有的人却在趁机休整学习。在巴厘岛，一年最盛大的节日叫安宁日，这一天也全部停业休息，人们都在家里静坐冥思，审视自己这一年的不足与成长。其实，一个人只有在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深度思考问题。决定一个人最终高度的，往往并非起点，而是转折点，机遇都在拐点。大家都知道，跑步的时候只有在弯道才容易赶超别人，弯道就是转折，人生的逆袭都发生在拐点。 我们应该抓住这几个月的时机，深度反省自己的问题，认识自己的不足。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彻底认识自己，是每个人/企业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角度4：做经得住打击的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何以应对危机？唯有自强！人生就是一场修行，能不能修成功，就看你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度过劫难，就连神仙也要渡劫，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这一次疫情，让很多人一夜之间陷入了困境，但是往往困境才是一个人真正走向强大的开始。看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看他最高点有多高，而是看他跌入谷底后的反弹能力有多强。真正的英雄，一生必然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是逆境，第二个是绝境。逆境让人成长，绝境让人醒悟。人在绝境中，最容易彻悟，就是在你面对即将失去一切的那一瞬间，甚至是你在面对生死的那一瞬间，人往往最容易悟到真理，看透生死，从而变的非凡。从此之后，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生来病死，一切在你心里来去自如。但凡能走出这次绝境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人。综上所述，这次疫情就是对我们的一次大考验，大自然的淘汰是残酷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每一次危难都是社会系统的自我升级，弱者一定会被淘汰，强者会变的更强，这是大自然不变的法则。 角度5：有所担当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也照出了真实。 有的人借机赖账/逃离/躲避，有的人却选择主动面对问题。有的企业借机裁员/减薪/转嫁危机，也有的 企业却选择主动扛起责任。有的房东借机收回了房子，也有的房东主动给房客免租。有趁机发财的商人，也有默默捐款的普通百姓；人性使然，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约束的一面。关键时刻见人心，这个时候请再看看你身边的朋友/同事，他们的表现如何，往往才是一个人最本来的面目。如果你此时有困难，不妨观察一下身边人对你态度的变化：有的人口口声声把你当兄弟，但是一旦到了危难的时候，他们早就跑的没了踪影，等你度过难关，他们又笑嘻嘻地来安慰你。也有的人虽然平时联系少，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可以为你挺身而出，事了拂衣去，也不邀功。患难不仅能真情，患难也能检验责任力。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感恩那些主动承担责任的人，以及主动帮社会排忧解难的企业。 角度6：独立思考 越是在恐慌的时刻，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越重要。 不盲目从众，不相信谣言，不随大流，保持清醒，客观理性看待各种事情，看起来容易，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如果我们单独去分析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且聪明的，但是他们只要聚合在一起，一定会变的盲目又不理性。因为人一到群体中，就会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同感，而抛弃思考性和独立性，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因此，个体一旦将自己归入该群体，就会被群体的疯狂所淹没。这就是“羊群效应”。而互联网又加剧了信息的传播，从而加剧了这种效应， 类似的案例太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从表面上看，如今信息传播高度发达，每个人都能随时随地获取各种信息。而实际上，越是在这样一个似乎什么都能看见的时代，我们越什么都看不见。在信息的洪流中，在各种焦虑的情绪中，人们看到的都是各种假象和妄想，看到的都是各种情绪，而不是真相。比如这次疫情，各种谣言都出来了，很多人看到这些信息就复制转发，根本不求证。这时代，我们都成了睁着眼睛的瞎子！ 角度7：学会修整 1个深度思考胜过100个行动；1个正确的战略胜过100个计划！ 这次疫情来的太突然，以至于一下子懵了，还有很多人病急乱投医，狗急跳墙……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凡是在大海中游过泳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风平浪静的时候，应该使劲往前游，一旦遇到浪头打来，千万不要再继续扑腾，而是应该让自己平静下来，休想一下，等浪过去再使劲游。如果这时你一个劲的跟浪头拼搏，不仅会被折腾的精疲力尽，而且很容易被掀翻。同样的道理：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大胆得出来赚钱，一旦遇到外界问题，最应该做的就是让自己镇定，借机修正自己，而不是胡乱折腾。就像打游戏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给自己充个血，要快速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使自己调整到损失最小状态。现在很多人的状态就是这样，胡乱折腾，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冲撞，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加速倒下。在这里真心奉劝大家，这几个月不要胡乱折腾，而是应该沉淀下来，好好的给自己补补课，努力的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和格局。 角度8：何处安放 加缪在《鼠疫》中，还有一句话：苦乐全有，才算得上一个世界。 流放在疫情当下，正指的是：被病毒禁锢在某个熟悉或陌生的地方，也许是家里，也许是家以外的地方，甚至因为出差、旅游、上学等原因，滞留在武汉的外乡人或滞留在其他省市的武汉人，大家心中所涌现的那种混沌、无序和不安感。有人被“禁足”在家，终日和家人面面相觑，有的已互相嫌弃，感到尴尬不已，有的却开辟了新的交流方式，拥抱久违的温暖；有人独过春节，至今未能回到家乡见到亲人。湖北司机肖红兵春节前往外省送货，却因为湖北车牌，在高速“流浪”了一个多星期，唯一愿望是能有个地方让他停下来睡个觉、吃口饭；日本游轮被隔离的3700人，不仅要面对物资不足、空气新鲜度等问题，还要等待未知的检测结果…… 此时此刻，正被疫情流放着的你，是待在一个熟悉的地方，还是被迫游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超阈值和身边的人共处，是已经苦不堪言，还是难得珍视？ 一 就前者来说，以法治为主旋律的现代文明，本身就是以各种规则为基础的，对规则意识给予何等程度的强调，都不过分；而就后者来说，类似闯动物园、阻停高铁、景区刻字等热点事件，无不说明规则意识在一些人内心可谓淡漠之极，而比照我们身边的现实，插队、随意闯红灯、随地吐痰等现象，又足以说明，规则意识的缺失，依然是国人的通病。在此次调查中，虽然有将近七成的人认为社会规则意识在增强，但是，这依然只能说明情况得到好转，并不意味着规则意识已蔚然成风。 规则意识的淡漠或者说缺失，这又显然不仅仅是关乎个人素质的问题，往大了说，这是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硬伤，因为，没有被广泛认知和接受的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没有契约何谈文明；往小了说，规则意识的有无，将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交易成本，完备的市场规则，将降低交易成本。虽然社会交往中不完全是经济交易，但是，它与市场交易同理，没有成熟的规则意识，同样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成本，让合作变得艰难。 规则意识的形成和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孔子时的“从心不逾矩”到后来“无规矩不方圆”，再到今日对规则意识的强调，建立广泛的规则意识，从来都没有被忽视过。但是，面对人性先天逐利冲动和社会制度的种种漏洞，从朴素的良好愿望到现实，建立全民规则意识，它需要长期的社会培养和全方位的训练。 ——高亚洲《规则意识当成现代文明通行证》 二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规则。比如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进入建筑工地要戴安全帽，比如考试不能作弊、看病要排队、竞争要公平透明等。信守和遵循规则，让个体在社会系统运行中极大地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不可预料的风险，从而得到保护，同时也让社会秩序得以保障。但总有一些人觉得守规则是“迂腐”“刻板”“不懂变通”，甚至将超越规则视为“走捷径”“头脑灵活”，并以此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可是，结果呢？ 或许无视规则确实能在某些场合提高个人“效率”，但伤害的却是公共秩序。过马路绿灯行红灯也行，可以让你行进得更快，但造成的结果就是路口经常堵成一团，甚至出现交通事故。作为规则系统中的一分子，一个人对规则的无视甚至践踏常常意味着对旁人的冒犯和对别人权益的侵犯，你没觉察到并不代表它就不存在。尤其是对一些技术规则来说，背后多是一些客观规律的支撑，违背规则就不免将自己置于对抗规律的危险之中。有的人总是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就算不遵守规则也不会有什么恶果，或者觉得惩罚不一定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当灾难真的将临，也许一次就足以摧毁你的一切。 规则被无视必将导致社会失序，失序之下“安有完卵”？在规则被漠视和践踏的系统里，个人可能是加害者，但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受害者。对规则的遵守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也是最大的规则。生命的代价太过沉重，在喧嚣的舆论中，应该激起关于树立规则意识的波澜。 ——王丹《遵守规则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三 如果我们的每单投诉与维权，都要问询一下对方有无难处，那清爽的消费权利和规则，岂非成了扯皮的肥皂剧？那所谓的公平正义，岂非成了看人的身份下菜碟？一个社会当真如此，那就成了“比惨”的社会：谁惨谁正义。 如果规则是公平的、市场是正义的，其实，谁都不需要“温柔以待”，只要以理相待、以诚相交就好。毕竟，温柔这件事终究没有规则靠谱。 —— 邓海建《只要规则尚在，何须“温柔以待”》 四 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步入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从来离不开规则的匡正。无处不在的规则确保我们永续繁衍、社会不断繁荣。规则规范的社会整体秩序，对个体而言往往体现为约束。因此，有人就乐于在“小小不言”处打破规则——闯个红灯、插个队——获得一些便利，赢得些许小利。 当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无伤大雅”的违规不以为意，甚至习以为常时，个别人的违规就演变为集体行为的失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共同打破规则的同时，还“巧妙”地相互磨合出一些陋习，比如“人不看车、车不看人、大家都不看灯”的“中国式交规”。 ——《敬畏常识 遵守规则》 五 如果说传统美德是社会文明的“根”和“魂”，那么法治和规则就是它的“骨架”，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这就好比在松散的沙子当中，将道德的水分与制度的水泥、规则的石子混合，才能产出比花岗岩还坚硬的文明基石。 美国一对姐妹在吴哥窟寺庙内互拍裸照；篮球明星哈登在上海骑电动车逆行；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喷泉广场，欧洲游客纷纷在池内泡脚，甚至直接进入水池中心……这些事例表明，文明素质的高下，与名声无关、与身份无关、与是否来自所谓高素质的发达国家也无关，而取决于规矩是否严格、制度落实是否到位。 立规矩容易，将“管”挂在嘴边也容易，如何让纪律和制度落实到位，才是难点。比如，针对不文明养犬行为，虽然各地都出台了相关规定，但在实施中存在很多困难；王源、孙红雷无视公共场所禁烟规则，除了心存侥幸外，恐怕也是因为违反规则的“代价”实在太低。一边是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利剑高悬，一边是违法违规的苗头屡刹不止，就会产生“破窗效应”，影响全社会对规则的敬畏，诱使人们仿效那些失“礼”少“德”的无素质行为。 ——人民网《素质能管出来吗？》 六 一个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个体的文明素养之所以不可或缺，就在于它是秩序的重要源泉。正如哲人所言，“文明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在他纯粹的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只不过，文明秩序不仅来源于“法”，也来源于“礼”；文明素养，不仅意味着对法律规则的遵守，更意味着对道德规范的恪守。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在于其国库的富足，不在于其城池的坚固，也不在于其公共建筑的华丽气派，而在于其公民的教养，在于人的文明、教化和品格，这才是它实际利害之所在、主要实力之所在、真正威力之所在。”文明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要人人葆有“相善其群”的意识，以共治来治理不文明，用行动擦亮精神名片，文明观念的水位自然会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升高。 ——陈凌《涵养文明，我们不能当看客》 七 总的来说，国际体育领域的仲裁、调查、裁决等机构还是比较公正的，至少在程序公正的意义上如此。这些机构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家来自世界各国，当然，以欧美人居多。虽然这些专家往往有个人的价值观，而且有些人可能对中国人怀有偏见（如中国人不守规则，弄虚作假等），但是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还是很重视规则，很强调程序公正的。从感情上说，我也不愿意接受国际体育仲裁庭给孙杨的裁决，我也期待孙杨能在上诉中“翻案”，但是我必须对这个裁决作出理智的评判，因为这涉及体育运动的基本原则。 ——《无视规则将会承担相应后果》《检察日报》何家弘 八 公平竞赛是运动场上的术语，意味着比赛中的公平和正义。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热情洋溢地赞颂过这种精神，他说：“欺骗作为赢得一场比赛的手段会使之失去游戏的特色，整个地毁掉这场比赛。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游戏的要素就是坚守游戏规则——即公平竞争。”体育比赛，为了保证公平竞赛，确立了一系列规则和保障措施。在国际比赛中，禁止服用违禁药物参赛，就是重要规则之一。为了保障恰当地遵守规则，“药检”成为运动员不可逃避的公平竞赛措施。观察孙杨事件，必须具备这一理性。不能简单地把爱国心置于国际竞赛的规则之上，如柏杨所谓“连打篮球都有爱国裁判”——不是说裁判不能爱国，而是说公平竞赛原则要求裁判员不能有国籍偏袒或者偏见。在国际重大赛事中，赢得优胜，给国家带来世界声誉，也有利于提振民族士气，功莫大焉。但是，不能为了国家荣誉而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赢取优胜，否则一旦被揭露，会给国家声誉带来世界性损害。一个正直的爱国者，对于药检及其意义，会超越民族主义加以认同，这是维护国家荣誉的可贵品质，也是观察孙杨事件必须具备的前提立场。无论我们多么爱孙杨，事实就是事实，规则就是规则，没有对它们起码的尊重，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何足论公平谈正义哉！ ——《观察孙杨事件的三双慧眼》《检察日报》 张建伟 （清华大学教授） 规则面前，摒弃“弱者即正义” 曙明 同情弱者，是人的朴素情感。然而，在规则面前，“弱者即正义”却可能让我们失去对是非的准确判断。最近媒体报道了“搭伙做饭被处罚”，河南一家公司十多名员工受公司派遣到江苏南京工作，当事人称“为省钱采取AA制的方式搭伙做饭”，而当地监管部门根据取得的证据认定公司违规开办食堂，根据相关法规对公司予以处罚。关于此事，支持和质疑执法机关的声音都有，只要言之有据，都没问题。本人根据目前双方公开的证据，写了篇偏向执法机关的小文发在本人微信公众号，引来几个朋友商榷，而商榷并非就事论事、依法论法，而是强调“公司、员工远离家乡挣点钱不容易”。 “远离家乡挣点钱不容易”，是事实，但如果违规办食堂被证实也是事实，可不可以罚？应不应该罚？答案不言自明。但在“弱者即正义”的观念下，舆论上对弱者不利的声音，会被认为是“落井下石”;执法机关对其严格执法，也可能受责难。 在法治社会，某一主体行为是否正义，只取决于他做了什么，而与其身份无关。弱者应该得到社会各种体恤，包括违反规则接受处罚时，执法机关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适度从轻。但在规则面前，在是非的判断上，“弱者即正义”的观念却必须摒弃。法治要求规则明确，没有模糊地带。列车，说几点开就几点开；开办食堂需要走的程序，少走一个也不行。规则明确了，是非就很好判断；出了问题，是谁的责任，就由谁承担。而“弱者即正义”，看似充满人文情怀，实则会模糊本来明确的是非，误导人们行为，也会对法治造成损害。 尊重规则，就是尊重生命 张玲玲 康德说，一个人的自由必须以其他人的自由能以共存为条件。试想，如果人人都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罔顾他人利益，逾越规则底线，任性地生活，那社会岂不乱套？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遵守各类公共场合的规则和秩序，遵守交通规则，遵守社会公德，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在尽义务的同时，实际上享受了制度对我们的保护。不遵守规则和秩序，悲剧迟早会发生。只有遵守规则，把自己的行为限于无害于他人的正当范围内，才会与他人无涉。 遵守规则，才有自由；尊重规则，就是尊重生命。 在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许多规则。如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道理大家都懂，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于是便出现类似“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究其原因，还是规则意识不够强，没有意识到违规的危害性、严重性。 事实上，一旦养成忽视规则、破坏规则的惯性思维，关键时刻规则就保护不了自己。因为，在规则被漠视和践踏的系统里，个人可能是加害者，但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受害者。 有人会说，现在吃亏的总是遵守规则、按规矩办事的老实人，守规则反而会被说傻。 其实不然。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生命的代价过于沉重，漠视规则的人有时可能侥幸得到成功，不过其侥幸一时，不可能侥幸一世。尊重规则、遵守规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踏实的路。 遵守规则也是保护自己 聂瑾茗 社会是一张网，规则是编织这张网的一种“逻辑”。在法治国家和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路线图已经基本明确的情况下，公民的规则意识和守则能力的培育，应该提到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规则和文明于国家安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意义重大，但国家只能从大方向上加以引导，具体的践行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 首先，要强化自身的规则意识。规则意识检验文明修养，规则是公共的，规则意识是个人的。规则意识是每个公民的必修课，社会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政府部门制定了怎样的规则体系，更体现在社会成员具有怎样的规则意识。有没有规则意识，规则意识强不强，不仅决定我们做事的效率有多高，也会决定我们做人的境界有多高。 其次，要培育自身的守则能力。在社会公共行为中，大多数人都守法守则，用自身的行为践行规则、彰显文明，也总有一些人为图个人方便而心存侥幸、破坏规则。我们的守则能力，是在受到文明行为的影响或是对不文明行为的摒弃过程中逐渐形成。因此，每一位公民应当懂分辨、善学习，清楚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按照文明的规则来要求自己，力求自己做到、做好，并以自身的文明行为来带动和影响周围。 最后，要常怀“慎独”、“律己”之心。文明是主动而非被动，文明是自律而非他律。律己之心方生正心之念，而后正身之行。每个人要把遵守规则当成义务和责任，必须严格遵守而不能心存侥幸，轻易动摇。律之弥坚，行之弥远。一个文明的公民必是一个懂得自我约束，时刻慎独慎行的公民。常怀自律之心，方能常持文明之行。 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如果每一个公民以规则为行为底线，以文明为行为约束，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有序运转，人们的生产生活安全就会得到保障。常记规则意识，常持守则之行，常怀律己之心，则文明广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技文化 No.1 东方元素雷火神，科技创新传佳话 素材标签 东方文化 中西防疫 城市体系 观念冲突 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标志logo的文化含义 2020年2月2日，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日子，只用了十天，武汉火神山医院交付使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名字标识中的深刻含义。今天，武汉火神山医院宣布完工挂牌，正式交付。 之前曾剖析过火神山、雷神山2座医院的取名内涵。今天，在火神山医院交付的同时，看到了医院的logo。之前火神山雷神山名字就满满易学内涵，再看到火神山的LOGO，估计所有人都能确认，这里面的易学信息太明显了。 武汉火神山医院标志logo 一眼看到的八卦，葫芦，都是典型的易道文化元素。葫芦在道教里是非常厉害的收邪法宝，可以吸收邪气、镇宅化煞。LOGO整体为圆形，圆形为金；内心有火，意为火势克邪金。利用先天八卦加持能量，葫芦收邪、大圆形为金，内心为火，为火势克金制邪、葫芦线相连，为集中火势能量，为符咒符胆。 这个标志完全是一个道家避金邪的符咒，将具备强大的能量。 雷神山医院标识logo 含义：为一个盾牌形状、象征抵御、抵抗、免疫力、象征万邪不侵、中心盾牌又是一个雷字，象征雷神护法，十字架为病邪、上方两道雷火闪电，将病邪压制与雷字田中，下方为荷花，为观音菩萨、为十方三世佛力，用佛力菩萨超度亡灵、超度病毒、超度因果、佛力感化病毒、度化病毒，让病毒再不侵染人间，天地皆同源、万物皆同力、众生皆一体，和谐相处、万物共存，此医院的使用，将极大护佑人间，病邪下降。 古人的“隔离”观念：不仁 既然中国近代以来的救灾赈济可以被勾画出一种临时应对机制向常设机构转换的线索，由于时疫流行也有一定的效率和周期，因此其应对方式也有从临时性向常设性转换的过程，同时又大多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如果从文化观念传承的角度观察，对什么是“时疫”的观察，古人与今人即有较大差异。“时疫”可通过各种渠道利用细菌传染的看法完全是西方现代医学传入后发生的观念。直到清代，中国人对“时疫”的认识仍是把“流行病”与“传染病”相混淆。中国古代虽有“预防论”较早出现的记录，却对疾病能够“传染”缺乏有效的认知。所以古人“避疫”皆出于本能反应，如重九登高健身等，这种本能经验与医理上对瘟疫传染的阐明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并不是说古人就没有“隔离”的观念，古人虽无法认知时疫由细菌所致，但有瘟疫是由暑湿秽恶之气所致的观念，故避疫法中亦有回避疫气的各种方法。宋代苏轼在杭州任官时即捐资创立安乐病坊，徽宗又诏令各郡设安济坊，有的安济坊可设病房数间，用于隔离病人以防传染。不过古人隔离观念的完善一直受制于文化观念与机构设置的双重压力。 从文化传统上而言，自古“隔离”观念就受到中国道德观频繁而顽强的阻击，如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行为“不仁”。到了清代，江南文献中还有不少弘扬时疫流行，人不敢扣门时坚持照看病人的记载。更有的文人写出《避疫论》这样的著作，抨击“隔离”措施是使“子不能见其父，弟不能见其兄，妻不能见其夫，此其残忍刻薄之行，虽禽兽不忍而为”，显然是把本能的“隔离”行为提高到了捍卫儒家道统的角度来认识了。 从机构演变的历史立论，明清以后的系统“隔离”措施确实有日益萎缩的趋势，其功能常常由救济机构如善堂等承担起来。如此推断，遭逢大疫时，“隔离”作为救治手段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行为，这与当事人对时疫控制总是采取临时性、分散性的应对策略，而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有效动员行动的现象是互相吻合的。民间社会的传统中医绝大多数是采取坐堂应诊的方式，有时是坐店（药店）应诊，完全处于个体分散状态。所以当瘟疫爆发，并以极快速度流行开来时，虽然中医不乏有特效药方施治成功的例子，但因缺乏防疫隔离的群体动员规模和强制性空间抑制机制，所以在时疫流行控制方面难有作为。 角度一 新型救助体系。通过武汉封城以后出现的这些让人感动的案例，让我们相信，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还可以精准地实现捐赠团体和个人与执行救助的团体和个人与需要救助的团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精准匹配和动态匹配，无论是效率还是信任构建的角度来看，甚至比传统的官方救助平台和体系都更优——当社交媒体上还在对红十字会的捐助流程和收费传言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些自发性社会团队的救助已经在高效的运转了。面对城市公共危机的频发，值得期待的是，经过多次演练和专门的培训后，这些团队和系统都或将变得更加成熟，作为城市治理主体的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此有所认知，并能够将这种新型的救助体系纳入到城市新型治理模式中。 角度二大国大城，大城大国。我们既有的大城市似乎还在变得更大，而且，考虑到大城市背后的一系列优势，行政化资源配置方式在推动城市发展中的强势存在，甚至是主导性的存在，可以预见的是，还将有更多的城市继续寻求变得更大，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依然会是很多城市发展的目标。但我们也注意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继续追求总体规模变大的同时，开始寻求内部的中等尺度和中小尺度的精细化管理创新，让越来越多的便利化生活服务设施和公共危机的防范措施在更加合适的空间范围内进行优化，希望能够既享受到大城市的规模红利，又能够享受到中小城市的便利和安全。还有就是，随着包括智慧城市和生态城市等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推行，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也开始从智慧和生态这样的垂直领域的创新来重新对大城市的发展进行优化，比如，不但在整个城市空间内打通河流水系，还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生态优化，整体性布局和优化城市公园、公共绿地、城市森林、城市河流甚至立体的绿化空间等，从而重塑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这些基于垂直领域的新基础设施构建和治理模式创新，加上多元空间尺度上的精细化管理创新，毫无疑问，正在使得我们的大城市的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让我们在面对大城市的治理甚至是重大突发性危机时更有自信。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过度的为大城市的危机和治理而悲观，积极的拥抱这个大城市的时代，尽力让美好发生就好，就像武汉一样，经历此次危机以后，武汉还是那个武汉，而且，值得期待的是，应该会变得更好，再次面对新的危机和公共治理命题时，武汉将不再是那个多有慌乱的武汉。 角度三未雨绸缪与及时行动。《灰犀牛》一书作者指出，“在乱糟糟的民主体制内，一个少部分人的团体只要经过一番谋划，就能够颠覆大多数人的意愿。民主体制也很难做好调和利益冲突的工作”。 《灰犀牛》批判了民主政府在投入基建决策上的困难，明明看到了基建不足的风险却行动迟缓，因基建不足导致的显性和潜在损失很严重。还有一些问题是人性的共性问题。“包括最司空见惯的拖延症；关于敲响警钟的文化禁忌；我们渴望非常正面的成果，无视可能的负面结果；集体意识，或者是对流行权威和学说的不断强化，无视对我们逐渐认可的理论可能会构成威胁的各种信息。”所以很难做到未雨绸缪。“我们都明白，越早着手，就越容易解决问题，而且成本越小：未雨绸缪远胜于亡羊补牢。这样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一分的预防远胜于十分的治疗。”米歇尔举了各国都有这意思的名言谚语。“这些格言虽然在理论表达上堪称完美，但总是不能被付诸实践。在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那些人类劣根性里面，惯性是强大的一个，能阻止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行动模式。”“无论我们曾有多么美好的初衷，多数情况下，我们面临灾难威胁所采取的行动，都发生在已经避无可避而且成本最高的时候。”另一方面有些灾害到来的影响之大超过预期。“很多时候，无论做多少准备工作都是远远不够的。” 一危机当下的思考 新冠疫情下，现在所有人都是难熬的，不知何时才能过去。不过，也不要太过恐慌。汇丰银行亚太区前主席艾尔敦说：“每一代人最大的自欺欺人就是认为他们经历的是最艰难的时期，而过去时代面临的困难都要相对容易。”因为当下的困难总是感受更为强烈。比如口罩的短缺。有的人惊讶于以中国的制造能力，不是什么都过剩，怎么还会短缺。这并不是平常的生活必需品，平常的需求量和现在完全不能比。而中国人连生活必需品都不能敞开供应的时代其实也并不久远。比如粮票，199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提出：自当年4月1日起取消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伴随城镇居民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才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大多数人，的确没经历过什么大风浪。危机确实会造成不少严重的后果，积极应对的同时，也需乐观淡定，减少不必要的恐慌焦虑。 在应对危机中，大家看到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对失当容易失望，以为如果在其他国家会应对得更好。《灰犀牛》揭示了这可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仅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人性弱点的问题，甚至个人能力的问题。各省同样的体制机制下，表现出来的应对水平差异极大。人，是主观能动性最大的变量。人类社会也是在各种惨痛教训之后，慢慢吸取教训而改进，变得比以往的社会更为文明进步。但愿这次也是一个中国完善社会治理、再出发的契机。 二停止妖魔化外国抗疫, 国人世界观别被毁了 抗疫不是哪个国家的事，全球命运相连，这是人类的灾难。病毒是人类的敌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以邻为壑，必须摒弃种种偏见分歧、政治心结和意识形态铁幕，而形成全球性的联防联控。 正如中国抗疫之初某些外国人阴阳怪调的声音，让我们极为反感一样，世界抗疫的形势下，我们舆论场上某些营销号对外国抗疫的妖魔化呈现和调侃，一样让人反感。 一个朋友特别谴责了“让外国抄中国作业”这种自我膨胀的提法。自私，狭窄，健忘，对不起国人在这场灾难中的付出，也对不起外国友人的援助和国外抗疫的努力。确实，都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和民众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有些人还在用那套自我膨胀的语态，拿代价去炫耀，拿教训当鸡血，拿妖魔化别人的努力当调侃材料，利用信息不对称去编段子拉流量，实在让人不齿。伊朗不只是政要染病，普遍人如何面对？韩国不只有攀升的数字，还有国家层面是怎么防止扩展和输出的。“风月同天”的日本是如何面对医疗物资紧缺问题的，新加坡是怎么闯过开始那一关并有效防控的。堂堂正正地去报道，而不是像某些自媒体那样委琐地当段子调侃，当反衬我们是如何“硬核”的慌乱背景。 如果外国自媒体这样妖魔化我们，我们一定非常愤怒，人同此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请营销号们注意吃相，别用那种下作的姿态去妖魔化别人的努力了。国家需要同舟共渡，世界也需要。我们的专业媒体应用良币驱逐劣币，呈现一个全球共同抗疫的客观全景，既能避免我们对世界的误判，提升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是对他人、对自己抗疫努力的尊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链接一 面对疫情，高科技带来新希望 光明评论 袁于飞 2020年2月1日，记者从科技部和北京市科委获悉，在病毒溯源、对症药物、疾病预防、疫苗研制、重症救治等方面，基因测序、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投入使用，为打赢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提供了坚实支撑，带来了新希望。 加快检测试剂研制，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缩短至半小时 “1月28日，北京第一家获批诊断试剂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此诊断试剂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与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研究得到了科技部应急专项支持。”科技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采用RT-PCR荧光探针法，保证了检测结果的特异性和准确性，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提供了快速、简便、精准的核酸检测方案。 据北京市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北京卓诚惠生研制的核酸诊断试剂盒已进入临床验证阶段，每日产能可达20万人份；万泰生物开发的快速PCR诊断试剂已投入临床验证试用，具备5万人份/日的产能；京天成公司受国家疾控中心委托，设计研发针对病毒N蛋白的多克隆抗体，获得相关特异性抗体后，可作为开发免疫学诊断试剂的核心原材料。 北京毅新博创正与协和医院合作开发基于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和飞行时间质谱技术的RNA病毒检测试剂盒，可在同一个反应体系内对12种RNA病毒分型检测的试剂盒。目前，已完成适用于新冠病毒RNA检测的全套引物设计和试剂开发，正在开展引物的验证优化和试剂盒的临床验证评估。 精准的基因检测，能解除数量庞大的疑似患者的焦虑，缓解临床诊治的压力。高通量基因测序，也是让病毒“现出原形”准确可靠的方法。疫情出现后，华大基因快速建成万例通量的检测中心，迄今捐赠诊断试剂20000人份，提供免费超高深度测序300余例，其检测试剂盒、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已首先获准上市。另有20000余人份的检测试剂已发往世界各地，帮助各国共同应对疫情。 2月1日，浙江省疾控中心上线自动化的全基因组检测分析平台，将原来数小时的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缩短至半小时，大幅缩短确诊时间，并能精准检测出病毒的变异情况。浙江省疾控中心基因测序负责人孙逸博士表示：“公开信息显示，该病毒是基因组序列最长的病毒之一，全基因组序列全长29847bp，临床诊断需要将患者样本与该病毒基因序列进行比对才能确定诊断结果。该平台利用阿里达摩院研发的人工智能算法，采用全基因组检测技术，对疑似病例的病毒样本进行全基因组序列分析比对，变异病毒也能精准检测。基于该平台，可以在短时间内检测确诊病例，也为后续疫苗与药物研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打开围墙”，加速新药开发 在药物筛选方面，1月27日，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会同清华大学药学院免费将药物研发资源开放给全社会科研人员，共同加速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研发。 “此次免费开放的平台包括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和多个化合物分子库、计算化学和药物虚拟筛选平台等。GHDDI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和大数据平台将针对SARS/MERS等冠状病毒的历史药物研发进行数据挖掘与集成，开放相关临床前和临床数据资源，以及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老药新用’预测结果，并跟进新型冠状病毒最新科研动态，实时向科学界和公众公布，为新型冠状病毒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介绍，开发药物有其客观时间规律，一般需要5~10年，但“老药新用”通常可以大大缩短时间。目前GHDDI正在运用“老药新用”的研发手段，即通过筛选已经过一期临床实验验证的安全性有一定保证的药物，加快候选药物的研发速度；同时制定中长期的目标，即研制更安全有效的药物和疫苗。 干扰素治疗是应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重要手段。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重组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凯因益生”，通过雾化吸入可作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预防和治疗用药。1月24日已提供6万只注射液发往武汉，目前正在加班生产。另外，北京三元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日产重组人干扰素α1b注射剂10万支，日产重组人干扰素α1b喷雾剂和滴眼液各20000支，目前近200万支库存已被工信部储备。 人工智能、5G等让群众可以足不出户“就医” 2月1日，北京医学会宣布开通“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线医生咨询平台”。北京医学会会长封国生介绍，该平台采用5G、人工智能、视频通信、远程医疗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在疫情防控期间，7×24小时面向广大市民提供服务，让市民足不出户获取疫情防治知识和医生在预防、就医等方面的专业指导，引导市民缓解焦虑、有序就医，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减轻公共医疗资源占用压力，已有近2000名呼吸、感染、感控、重症以及儿科、产科、肿瘤、心脑血管和全科等方面的医生积极报名，他们会利用闲余、零散时间参与咨询问诊。 据介绍，在平台新技术方面，百度、阿里健康、京东健康、华为等参与共建，踊跃开放数据、信息、医生等资源和渠道，短时间内组建近100人的技术团队，加班加点进行平台开发，广泛运用云存储、语义理解、需求识别、搜索引擎、智能推送、流量优化等技术，在北京医疗专家和信息技术企业携手共同努力下，仅用6天平台就建成并正式上线，呼吸、感染、感控、重症以及儿科、产科、肿瘤、心脑血管和全科等方面的知名专家，将通过视频方式讲解疫情防治、就诊等方面的知识。 链接二 清末以后中西医冲突的焦点：防疫 不过这尚不足以说明江南地方医疗资源的重组就已具备典型的“近代性”特征，因为它们缺乏近代医疗系统所具有的规训与强制的色彩。现代医疗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介入地方组织进行统一规划，使之形成一种社会动员式的运作方式，特别是面对疫病流行的场合时，“防疫”作为卫生行政的应急措施启动后，其强制程度更为明显，如强迫隔离、注射疫苗、强行疏散人口和集中消毒等行为，无不与中国地方社会温情脉脉的救济原则和传统医疗模式相冲突，甚至会导致相当普遍的心理恐慌。所以像中医在瘟疫扩散传播时所采取的个体治疗行为，到了民国年间显然已不适应整个国家建设对防疫系统的特殊要求。 清人秉承古人的认识，认为瘟疫的出现是由疫气所致，传染途径主要由口鼻而入，医疗界的主流认识是认为瘟疫由呼吸传染，而对水传染、接触传染、食品传染及虫媒传染只有直觉的认识而未形成主流看法。由于缺乏对疾病多元传染渠道的认识，中医治疗时疫往往是以施药和针灸等方式进行“个体”诊治，基本没有有组织的空间隔离观念。现代卫生行政的观念直至二十世纪初才较为有效地向中国城市推广，但显然很难与遍布农村之中的中医诊疗系统相协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废止中医案”与随之而兴起的“中医自救运动”，时人多从中西医理念冲突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认为是中西方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观念和诊疗手段的冲突。其实，当时“废止中医案”中余岩所提议案中批评中医体系的核心论点，就是中医缺乏群体应对瘟疫时的系统整合能力。在“防疫”这种范围广泛的空间协调行为中，中医无法实施有效全面的隔离策略而阻止瘟疫向四处蔓延。而对于中医建基于阴阳五行哲学理念上的各种理论进行抨击反而倒在其次。也许中医也多少意识到了自己这一致命的弱点，所以在大量反击西医批评的言论中，多采取避实击虚的讨论策略，大谈中医医理自古就具有“科学性”，至少可与西医的理论互补并行，而回避从正面讨论中医在现代医疗行政方面与西医相比的不足。 但“防疫”系统的是否完善为什么在清末以后才演变为中西医冲突的焦点问题，倒是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它促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强力制约。比如中国乡村防疫体系要在民国建立以后很长时间才出现，其真正趋于健全的时间就更晚了。而这个体系从出现到健全的程度实际取决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能力。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对基层的控制能力在上个世纪有一个明显变化的过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个年代由于战争和社会分裂的缘故，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处于调整磨合阶段，而到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国家所采取的“全能主义”领导方式使其有能量重新整合地方资源，在这种条件下，“防疫”行为借助于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包装如“爱国卫生运动”才得以成功组织起来，尽管这种政治合法性仍需借助乡间的亲情网络才能真正贯彻下去。 链接三 现代防疫行为与乡间亲情网络结合的产物：赤脚医生 关于防疫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借助了现代卫生行政的形式，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基层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确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我的观点是，现代医疗行政体系一旦与国家制度的有效运作相结合，固然可以在防疫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这种行政控制的形式在基层尤其是乡村地区实施时如果不能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关系网络建立起合理的联系，那么这种卫生行政的有效实施必然是有限的。据民国初年的统计，当时全国中医的人数大约有八十多万人，大多分布于农村，而西医大约只有一千多人左右，几乎都集中在城市，可民初每当防疫时期来临，中医却总被排斥在外。建国初期，每遇防疫的特殊时期，部分传统中医就被一些由西医主持的巡回医疗队所吸收，发挥其以中药配合防疫的角色优势，同时接受简单的西医注射技术，这样就使它被部分整合进了现代国家防疫系统，这显然与民国初年对中医的彻底排斥策略大有区别。但国家在基层所实施的真正有效的防疫行为仍是依靠逐渐完善的三级保健系统（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中的最底层人员“赤脚医生”加以完成的。而“赤脚医生”制度的实行恰恰就是现代卫生行政与民间亲情关系网络相结合的最好例证。 “赤脚医生”体系固然是现代国家推行卫生行政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很明显带有卫生行政自上而下的强制色彩，甚至其组织形式都是当时政府发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文革”的组成部分，可“赤脚医生”确实接续了乡土中国植根于民间亲情网络以整合医疗资源的传统。 “赤脚医生”制度与近代由西方引进的标准卫生行政训练机制的区别在于，其培训的基本人员完全从最底层的村庄选拔，虽然在表面上依据的是相当刻板的政治表现和贫下中农出身的硬性标准，但是选拔程序还是使其身份角色与乡土亲情关系网络重新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尽管“赤脚医生”的名称源起于“文革”时期，可我认为，在其政治角色遮蔽之下所建立起的这种联系，使得中国在乡村推行现代卫生行政时有了一种可靠的依托和支架。“赤脚医生”不但完全是从本村本乡中选拔出来，而且其训练内容更是中西医兼有，即形成所谓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模糊身份。“赤脚医生”由于在乡以上的城市中培训后再返回本村本乡，这样就比较容易形成乡情关系网络与公共医疗体制之间的互动，如此一来，既把宋以后已被“道德化”的基层社会所形成的教化传统以一种特定方式承继了下来，同时又吸收了近代在城市中已反复实践过的西医卫生行政制度的优势。 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生陈志潜在定县乡村实验中率先推动建立过基层三级保健系统。即县级以上医院、乡镇级医疗站点与基层保健员相配合的格局，其保健网底就是农村本土培训的保健员。所以西方学者称他为“医生中的布尔什维克”，只是由于当时力量有限，三级医疗系统很难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数十年后，“赤脚医生”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此一思路，只不过是更多凭借了国家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加以强制推广而已。有趣的是，新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把传统自治组织如宗族和各种慈善机构从基层连根拔起，至少从形式上完全摧毁了宋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农村道德化基础。可是在推行“赤脚医生”制度的过程中，却又潜在地复原着历史上的“道德化”状态，尽管这种道德化状态在外表上是由政治观念所包装的，但在政治标签遮蔽之下，实际荡漾着乡土情结延绵而成的道德制约关系。 尤其重要的是，“赤脚医生”在基层民间防疫过程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西方卫生行政制度传入中国后，主要是作为城市建设的附属配套工程加以推广的，因为它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其职业化的程度需耗费时日训练才能达到要求，旷日持久的教育周期和严格的器械检验标准使之不可能成为农村医疗的主导模式。事实证明，医疗行政人才在民国初年和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不定期地以医疗救护队的形式巡访农村，根本无法在广大农村形成相对制度的诊治和防疫网络。尤其是在农村发生大疫时，医疗队的巡回救治活动颇有远水救不了近火之忧。直到“赤脚医生”制度建立后，上层医疗行政的指令如种痘、打防疫针和发放避疫药品等才得以真正实施，而且令行禁止，快速异常。这种制度运转的有效性显然不是由西医行政的性质所决定的，而是“赤脚医生”根植于乡土情感网络形成的道德责任感所致。 侯晓旭 |
·语文课件下载
| |||
 下载本资料word文档(可直接打印) | ||||
|
『 点此察看与本文相关的其它文章』『 相关课件』『 相关教学视频|音像素材』
| ||||
| 【上一篇】【下一篇】【教师投稿】 | ||||
本站管理员：尹瑞文 微信：1395888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