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娟《百合花》赏析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杂文参考作品赏析 2019-07-09 手机版


《百合花》是茹志鹃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以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为背景,描写的是1946年的中秋之夜,在部队发起总攻之前,小通讯员送文工团的女战士“我”到前沿包扎所,和他们到包扎所后向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借被子的小故事,表现了战争年代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歌颂了人性美和人情美。

《百合花》赏析一:

《百合花》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年代,线索是一张百合花图案的新被子,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我”原来是文工团员,因战时需要而被派往前沿包扎所,护送任务派给了一个见了女性就脸红的小通讯员,他的腼腆和害羞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好感。因为包扎所的伤员流了血,怕冷,部队上的被子未发下来,所以必须向老百姓借被子。“我”和通讯员先后向一个年轻的媳妇借被子,起先她不愿借被子,为此事,小通讯员蒙羞两次。后来,通讯员为了掩护战友牺牲在战场上,新媳妇用自己唯一的嫁妆——一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为小战士“送行”。

在整个故事中,作者没有对恢弘的战争场面进行描写,而只是对人物之间细腻的感情,人物所具有的珍贵品质加以描述。我既被通讯员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品质所震撼,也被新媳妇和“我”对通讯员真挚的情谊所感动。百合花图案的被子作为一条线索联系着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它小说中的三个人不会聚在一起,更不会发生下面的故事。而白色的百合花象征了纯洁与感情,是通讯员和新媳妇美的化身,象征了他们的一切美好品质,这些品质和他们的心就像百合花一样洁白无暇。

通讯员,我习惯叫他“小”通讯员,十九岁,确实还只是一个孩子,“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与女同志“我”说话时,表现得张皇不安,腼腆羞涩;谈到娶媳妇时,更是飞红了脸,越发扭捏。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十九岁的小通讯员却已经担当起了解放人民的重任,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传递战报。包扎所条件艰苦,缺少被子。在向新媳妇借被子时,他遇到了困难——新媳妇没把被子借给他。可“我”却很轻松地向她借到了。这让通讯员感到委屈和不服,怪新媳妇“死封建”。从他不多的话语和行动中可以看出他的耿直和爽快的性格,农家穷苦孩子的特征。可当“我”告诉他,这条新被子或许是新媳妇做姑娘时起早熬夜为自己新婚缝的,小通讯员觉得误会了人家,愧疚地想把被子还回去。这种感情态度的变化表现了他的淳朴、善良和单纯。当通讯员回团部时,他不忘关心“我”,给“我”留了两个干硬的馒头,这份对战友真挚的友情和关爱,平凡而亲切珍贵。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通讯员小小的身躯在战友危难之际竟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和无穷的勇气。为了保护同志,舍身扑在快要爆炸的手榴弹上,牺牲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小说通过三个场景来描写小通讯员:

第一个场景:小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小通讯员送我时,因为“我”是个女同志 ,就撒开大步,把“我”撂下几丈远;在我走不动的时候,很自动的站下来等;在路上休息时他背向着“我”得远远的,对“我”随便问及的一些家常话羞红了脸 ,甚至憋了一头大汗; 在第一个场景中里,从小通讯员护送我路上的动态以及与我对话的过程中,体现了小通讯员纯真、善良、憨厚、木讷的性格。

第二个场景:小通讯员和我分头去借被子,认识了新媳妇。小通讯员在新媳妇处碰了钉子,我怕他得罪了老百姓,叫他带我去看看时,他却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这个片段刻画了小通讯员耿直、有点小孩脾气却又开通的性格特征。而借到被子后,了解到这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时,他觉得不合适,心里很过意不去,皱着眉,默默看着被子,要把被子送回去则更表现出小通讯员为人着想,可爱,傻乎乎的性格。

第三个场景:小通讯员救人牺牲后,新媳妇仔细为他缝补衣服上的破洞,并将自己撒满“百合花”的被子盖在小通讯员身上。在战斗中,当敌人投下手榴弹在人缝里冒着烟乱转时,小通讯员临危不惧 ,毫不犹豫地扑在手榴弹上,为保护群众献出了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体现了小通讯员高贵的自我牺牲精神。也从侧面表现出战争场面的惨烈。

《百合花》运用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细节描写传达人物内心的律动,刻画人物形象。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我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个细微的行为习惯的描写让我们知道小通讯员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青年人,乐观的面对生活。

“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背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百合花的红被子多处出现在文中。百合花,独特的象征寓意——小通讯员如百合花一 样纯洁!

“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 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他已走远,但还见他肩上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他安详地阖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破洞在文中是一个引子。因为小通讯员的腼腆的性格而撕破了衣服,挂下一片布来,因为那片布,让我认出小通讯员!而新媳妇因为小通讯员舍己为人为庄严的他缝衣服。

《百合花》中的“我”既是叙事者,又是一个充满情感具有性格的人物。“我”与通讯员由生气、好奇、捉弄到亲热,牵肠挂肚地关爱的情感变化贯穿始终。但“我”更见证了通讯员和新媳妇的美好心灵,两颗火热的心。

茹志鹃的取材和切入生活的角度是别致的。她总是以战争作为背景,着力于揭示战士和群众的美丽的心灵;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生活的作品亦不从正面写阶级斗争或生产竞赛,而往往以人物的思想性格差异构成冲突,在冲突的解决过程中表现时代和人的精神变化。

茹志鹃具有比较细腻的情感,善于把握人物内心世界的一起伏、一回旋,以生动的细节描写予以表现。小说中有一股浓浓的抒情味。她善于运用第一人称叙事,《百合花》中“我”既是叙事者,又是一个充满情感具有性格的人物,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百合花》赏析二:

《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之作。作家写这篇小说时,正值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她的亲人也未能幸免于此。面对冷酷的现实,她不由怀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于是,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便在作家“匝匝忧虑”、“不无悲凉的思念”之中灿然开放,给当时文坛带来一股沁人的清香。茅盾评价这篇小说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百合花》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家在表现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类庄严主题时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显现出清新俊逸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首先,作者选择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战士和老百姓,她们有血有肉、个性鲜明,与通常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显然不同。小说中的小通讯员年仅19岁,参军才一年。他涉世不深、天真质朴,不乏关心战友、体贴群众的爱心,又对生活充满情趣,枪筒里常用树枝和野花来点缀;他憨厚腼腆,与女同志一接触便浑身不自在,但在危急关头却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

另一个人物是俏俊的新媳妇,过门才三天,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气。她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善良纯朴,对“同志弟”有着朴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战争的意义,理解了小通讯员生命的价值,她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唯一的最心爱的嫁妆敬献出来。作者写出这样一个鲜亮的形象是想以“一个正处在爱情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从而谱写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同时,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从选材上讲,作者将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推为背景,将小通讯员壮烈牺牲情景通过民工的叙述从侧面表现出来,就连小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碰壁的冲突也是做暗场处理,不做正面描写。作品仅仅截取几个极为普通的生活横断面,从几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开掘,展开对军民关系饶有诗意的描写。作者的构思巧妙,“她以那条枣红底上洒满百合花的假洋缎被面做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心灵,使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作者还擅长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例如作品中的“我”在刚刚接触小通讯员时,因赶路不及而“生起气来”,然后又对他奇怪的保持距离的作法而“发生兴趣”,以后是对小同乡“越加亲热”,接下去是“从心底上爱上这位傻呼呼的小同乡”,最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就这样,小说通过“我”的一系列心理变化,由远而近、由表及里、由淡而浓地刻画和凸现了小通讯员动人的形象。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也是这篇小说的特点。如小战士枪筒中插的树枝和野花,他衣肩上的破洞,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以及那条百合花被等细节都在作品中重复出现,前呼后应,这些描写不仅渲染烘托出情境气氛,而且极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的神态和心理,使作品极富感染力,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总之,这篇小说以朴素、自然、清新的笔调抒写和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创造出一种优美圣洁的意境,读后令人久久难忘。)

《百合花》赏析三:

《百合花》读来使人耳目一新。

纵然在某些方面该小说还具有一定的瑕疵,但总的来说,它也开创了红色历史文学的又一切入视角,扩宽了读者的眼界和心胸。在那样的年代里,《百合花》闪现着淳朴人性的光芒,照亮了一些人的前行道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这样的一条被子,包裹着的是人们稚嫩弱小的人性,谁也不确定是什么损伤了它,可是它终究是不完整了。也恰恰就是这份残缺,常常就在那么不经意的一瞬间,当你轻轻掀开了这层神秘保护的一瞬间,突然间让你泪流满面。

红色历史文学的创作者大都是亲历者,崇高的使命感使他们渴望以实录的姿态,以记录者和记者的身份,艺术地再现革命历史斗争。英雄主义的美学理想,革命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追求绝对崇高的艺术旨趣,构筑史诗颂歌般的宏大叙事成为革命历史文学的审美规范,与此同时,相对于“十七年”现实题材小说,革命历史题材突破现实题材的拘囿而得以展示历史人物的人性情欲,从而使得红色历史小说在人性尺度上具有了感人的质素。茹志鹃的短篇《百合花》就是这些革命历史题材里的一大力作。

我是很抵触看红色颂歌类的作品的,因为从小时候到现在,语文课本里,政治课本里,历史课本里,哪儿哪儿都是。真的有些审美疲劳。无外乎都是一味地唱赞歌,不切实际的的浮夸。然而,就是这样一篇《百合花》,却让我的眼又一次浸在了咸咸的海里。一种被纯真清新包裹的感觉,让我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洗礼。

在《百合花》里,“我”、新媳妇儿、小通讯员、乡干部、上了年纪的担架员,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纯真质朴,人与人之间有着让很多人都难以企及的无杂质的信任。即使在战火交加的时刻,大家的心都是宁静祥和的,各自自觉自动地忙着。彼此没有刁难,没有嫌隙。人性中最本真的那一部分善良在这里熠熠生辉。

百合花素有「云裳仙子」之称。由于其外表高雅纯洁,天主教以百合花为玛利亚的象征,而梵蒂冈、法国以百合花为国花。自古以来圣母就被基督教视为清纯的象征,因此它的花语就是纯洁。该小说作为红色小说以百合花命名,可以极大限度地吸引女性读者的目光。这就促进了作者的创作和再创造,当然还包括了读者的再创造。使得整个文本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作者和读者的眼前,如同一个新的时空,给人的存在赋予了另一种可能。

白色的百合含义是纯洁、庄严、心心相印。白色百合花作为小说的一部分,还有其他的意蕴。也可以说这篇小说就是白色百合花的花魂。

第一, 什么样的人就喜欢什么。“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它是新媳妇儿的,一个娴静、淳朴、善良、高洁的女人。她可以一直“咬着嘴唇笑”,可以“把被子从我面前一送”只为故意气气小通讯员,跟他闹着玩儿,全然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也可以不好意思地说着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这样的话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说得出口。可以把借来的棉絮整整齐齐地分别铺在门板上、桌子上,可以在明知通讯员去世了,还依然缝着肩头上的大洞,可以气汹汹地嚷半句:“是我的。”然后固执地将“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通讯员的脸。“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

这一切看起来都是这么的和谐,这是因为新媳妇儿是一个典型的过着蜜似的生活的农村妇女。她还没来得及接触到这个世界,她的新人生才开始三天。对于她而言一切都像刚睡醒似的,惺惺然张开了眼。于是她一直有着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对小通讯员弟弟有着莫名的亲切感,逗着他玩儿,但当她意识到这条被子的重要性时,她有义无反顾地借了出来。最后还把这条被子“送”给了小通讯员,使之成为其最后的礼物。这也可以看出农村人的憨厚朴质。

第二, 充满温情与信任的人际关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军民一条心,彼此守望相助,不计较。这是一种足以让现在的人们垂涎三尺的人间天堂。在现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世界里,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种各样的奴隶。房奴、车奴、钱奴……慢慢地,就成为了一种物化的人,没有了自己的思维和情感,只是一味地重复着单调乏味的工作。每天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除了盲目转动,再没有时间来顾及其他。有时候,连父母和子女,夫妻之间都会被填充进大片的空白。彼此成为了各自生命里简单地摆设,除此外,再无其他。而《百合花》里,我们看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即使在总攻发动时,通讯员的步枪筒里类似装饰的竹枝、菊花,倘设这个孩子,我们姑且称他为孩子,毕竟,他才19岁。他的心里没有对生活的热爱,没有对未来积极美好的憧憬,他应该是不会这么调皮的。包扎所里满地的病床,双眼通红的乡干部,自告奋勇的我,新媳妇儿的淳朴善良……种种的种种都显得如此祥和。彼此间没有埋怨,只是各自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并努力做得好一些。这里的人不是工具,不是符号化的动物,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自在的人。

第三, 白色百合花的花语同时还象征着小说的品行。小说的三要素莫过于人物、情节、环境。人物在前面已有分析,现在就说说情节。小说的背景是1946年的抗日战争,小说截取的在战争中的极具生活化气息的后援场面。“我”和通讯员走在乡间小路上,包扎所的概况,“我”和通讯员借被子时,与新媳妇儿的一段小故事。之后,就是包扎所里的抢救,和通讯员的离世。这一切似乎是远离战场的另一个世界:桃花源。这些情节没有硝烟没有炮火没有血流千里,横尸遍野。环境雅致,有清脆水绿的庄稼。还有有联想到的绿雾似的竹海,瓜果月饼,孩子们边唱边跳,有月亮,还有那个离世的小通讯员: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所有的一切建构成了另外的一个时空,让人们在这里忘记了烦忧困扰,即使烦忧困扰时时刻刻都在那里。就是这百合花式的情节安排,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静地做自己,而不是狂乱地寻找自己的位置,甚至到最后迷失了自我。

第四, 百合花还是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视角。茹志鹃是个幸福极了的人,她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总是生活如此艰难,她还有着《百合花》温暖着她的心房。有着《百合花》般的心境:无论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都要找到让自己快乐自由的方式,有着属于自己的信念。或许生活并不容易,有时会面临着人性扭曲的危险,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就要随大流,把自己变成缺乏理性思考能力的群体里边儿的一员。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是有生命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坚持做自己的勇气,哪怕是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一如秋瑾等人。多少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在努力勇敢地活着,并不屈从于各样的危机。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支撑茹志鹃坚强活着或许就是她对纯美人性的坚定信念了。

我的眼又一次浸在了咸咸的海里,因为我看见了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有人依然坚守着最初的自己,怀着最初的梦想,勇往直前(小通讯员自己跟着部队)。有人还怀揣着最初的纯真,拥有着欣赏生活,享受生活的雅度(小通讯的菊花、我跟小通讯员打趣、我对家乡的联想)。有人还可以轻松快乐而简单地生活(所有人)。这样清新雅致的战争题材小说,在同年的《人民文学》第六期上,还得到了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的高度赞许:《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

百合花以它特有的清新纯洁在那样一个政治斗争扩大化到影响全民生活的世界里,清幽地开出纯白绚烂的花,希望借此来召唤到一种人性的回归。这份倔强和毅力打动着我们麻木许久的灵魂。我们似乎该做点什么,好让这朵花常开不败。

《百合花》赏析四:

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一读。

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

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要的是真性情。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清新扑面,这样的小说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刚从山坡上采摘下来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呢,嗅一嗅,鲜润透腹。茹志娟是谁?人们关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学》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谈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带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来评说的,我在这儿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

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

“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感动的情绪,一半是为了新媳妇,一半也是 为了通讯员———,主要是为了通讯员。

“我想,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在还可以讲许多。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茅盾不惜重墨,给我们评析了一篇经典作品,这在文学大家庭里也是一处感人的细节,而最感人的细节是《百合花》里边19岁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山菊花。这朵可爱的鲜花在战斗打响之前还盛开在小战士的枪筒里,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

我记得在中学里读《百合花》时,老师拿出比平时多两倍的课时,来品评这篇文章,而这个细腻的过程,我的女老师曾两度流下热泪。小战士和山菊花,这个经典细节是在老师泪水的浸润下而印入我脑海的。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块铜像一样璀璨。多年来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从报章中见到她的身影。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热爱《百合花》的人们都在热爱她,想知道她。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样创作《百合花》 的。

茹志娟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

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茹志娟是上海人,上海是她来去人世的起点和终点。我原来想象她一定很细高、白皙,结果错了。据儿时跟她在文工团里战斗生活了好多年的邓友梅先生讲:茹志娟很壮,两肩宽平,是力量型的女人。

邓友梅说他很小的时候就编在茹志娟的班里,茹志娟是班长,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学习及文学爱好,受茹志娟的引导、影响很大。他很怀念她,这一次去上海,和茹志娟的遗体告别,心里很悲痛、很乱。他说他一定要写点什么,《人民文学》约他写茹志娟,他正在沉淀情绪。跟茹志娟长别的当天,邓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区,一是出差,二是重温当年。当年的沂蒙山青山绿水,曾经滋润了茹志娟和她的战友。毫无疑义,茹志娟是在沂蒙山上采摘了一朵百合花。

说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邓友梅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行军途中,有一个女团员走不动了,茹志娟二话不说,背起来就走。邓友梅说,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还没见到第二例。茹志娟能干,肯干,吃苦耐劳,而且性情爽朗、大气,鲜有女性的矫揉,这与革命队伍的锻炼有关,当然与她的身世也是有牵连的。

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里生活过,所以,她的生命力是够顽强的。1944年19岁的茹志娟跟随其兄参加了新四军。她吃过苦受过磨难,在革命队伍里她从来不挑捡,不皱眉

头,心红志坚。她读了四年书,全靠自学。写《百合花》的时候她33岁,文化底蕴已经很厚,尤为厚实的是她的生活。

《百合花》里的前线包扎所,是茹志娟待惯了的地方,面对伤亡的战友,并给他们擦去尘土和鲜血,也曾经是茹志娟的工作。月夜里看着自己的战友年青俊少突然就倒地不起,这份大悲大痛,大场面大事件,浓烟烈火,茹志娟却用诗一般的笔调娓娓道来,像百合花在山畔畔上含笑春风,自然、清丽,她算第一人。邓友梅说:这与她的品格有关。

茹志娟从部队转业以后到上海作协开始专业创作,她的创作高峰在六十年代前后,跟当时写《党费》、《七根火柴》的王愿坚,并称“南茹北王”。近些年,她写出一个中篇《剪辑

错了的故事》,尝试用现代手法写作,但是不是很成功,而且作品的魅力不及《百合花》。自从她做了上海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以后,工作重心基本定位在行业管理和行政

事务上,这样就极大地占用了她的创作精力和时间。文章要人写,行政工作也需要人做,这是个矛盾。茹志娟出来担纲行政,让年轻人致力创作、发展,把机会留给他们。

5年前,她从上海作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了下来,变成了一位慈祥和气的上海婆婆,鬓发染霜,而她的形象在熟知《百合花》的人们心中,却永远是那位挑开门帘含羞走出来、高高鼻梁弯弯眉毛前挂刘海的新媳妇,好看的新媳妇。

让我们在美丽和凄婉里再重温一下《百合花》的芳香———“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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