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思想与齐鲁文化——解读李白与李白诗文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杂文参考备课资料 2019-02-07 手机版


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社会由盛到衰、由大治转向大乱的历史时期。治世需要圣贤英雄,乱世呼唤圣贤英雄。这样的历史时期,刺激并产生了人们崇拜圣贤英雄、呼唤圣贤英雄的社会心理和思想意识。李白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他漫游齐鲁,居家兖州;仰慕齐鲁圣贤,深受齐鲁文化的熏染与影响。

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社会由盛到衰、由大治转向大乱的历史时期。治世需要圣贤英雄,乱世呼唤圣贤英雄。这样的历史时期,刺激并产生了人们崇拜圣贤英雄、呼唤圣贤英雄的社会心理和思想意识,李白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他漫游齐鲁,居家兖州;仰慕齐鲁圣贤,深受齐鲁文化的熏染与影响。

李白在谈及自己的成长过程时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其二);他“十三弄文史,挥笔如振绮。辩折田巴生,心齐鲁连子”(《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臣许与气义”(《与韩荆州书》)。他“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感兴八首》其五)。李白少幼时,“览千载,观百家”,秉赋了拔俗出类的“豪气”、“刚气”;而青年时,“观奇书”、“好神仙”、“好剑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则陶冶了他狂放不羁的思想性格。

所谓“观百家”,即指习读诸子百家之学,“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谓“观奇书”,则指诵读正统儒学之外的诸子典籍,多为佛、道、黄老、纵横之学的书籍。由此可见,李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儒释道等诸家之学,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涉历,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足见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与深度。这样的教育、熏染,使他从小就兼收并蓄,佛道儒融合,又与黄老、纵横之学交融,使其思想无所不包,而又摆脱了任何一家思想的束缚,从而造就了李白狂放的胸怀、雄伟的魄力、旷达的性格。

李白的一生曾以多种方式积极争取从政,并表现了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他遍干诸侯,请缨从军,任侠使气,隐逸求仙。他广泛地接受了诸子百家思想,而又不受任何一家思想的制约。儒家以道自任、兼济天下的思想培养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襟怀和弘毅精神。他非常自信地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道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8226;天下》),不受宇宙外物羁绊的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思想,又影响他形成了奔放、豪迈、兀傲不驯的思想性格。李白的任侠思想,又使他“轻财好施”、“存交重义”、“高义重诺”(《上安州裴长史书》);“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赠友三首》其二)。李白青年时代,曾从师赵蕤,学纵横之学《长短经》,学本纵横、黄老之学,“性倜傥,好纵横术”(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从而培养了他纵横家的性情与气派。审时度势、礼贤下士的思想与李白的思想性格与气质相契合,形成了他傲视王侯权贵的强烈自我意识与自信心;形成了他仗气爱奇的思想风习。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称李白“受五行之刚气”、“挺三蜀之雄才”、“少以任侠自任”、“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从而造就了李白仰慕崇尚圣贤英雄的意识与心态,具有“历抵卿相”、“心雄万夫”的英雄气概。

通读李白诗文,其诗文字里行间带有极其鲜明的崇拜、钦慕齐鲁古代圣贤的意向:

其一,李白对齐鲁历代圣贤英雄人物功业的垂慕与钦佩。

李白写齐太公、傅说、齐桓公、管仲、晏婴、鲍叔牙等,都是敬仰他们“投竿佐皇极”、“钓周”、“安黎元”、“终于安社稷”,“一起振横流”、“相与济苍生”等丰功伟业。这些齐鲁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出为帝王之师,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辅弼明主,成就霸业。李白对他们的英雄功绩,流露出无限的敬仰钦慕之情:“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古风五十九首》其九),其垂羡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其二,李白对齐鲁历代圣贤英雄人物的才具与人格表示无比崇敬。

李白“吟咏思管、乐”,怀念管仲、乐毅的“经纶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其一),是因为管、乐“英才冠三军”(《赠何七判官昌浩》)。他仰慕鲁仲连诸人,是钟情于他们不居功,不受赏;既有超凡济世之才,又有功成身退之志和独立不倚的人格。他将鲁仲连谈笑间建奇勋的精神风貌,用不经意之笔写出,充满了钦慕向往之情。鲁仲连之所以“特高妙”、“独立天地间”(《留别鲁颂》),就在于他能以非凡的智谋、三寸之舌,排纷解难,功成无取,飘然而去。鲁仲连才具盖世,胆识超拔,人格洒脱,辞爵谢金,远蹈东海,这也正是李白所欣赏、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李白早年漫游齐鲁时,便以鲁仲连自许:“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当他游戏万乘、赐金放还后,他又自比鲁仲连,“鲁连逃千金,珪组岂可酬”(《赠崔郎中宗之》)。当他在永王李璘军中时,激昂慷慨,意气风发,“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李白在永王兵败时所作《奔亡道中五首》其三写道:“谈笑三军却,交游士贵疏。仍留一支箭,未射鲁连书”,仍坚信自己具有鲁仲连那样排患释难的济世本领,只是因时运机遇不佳而已,只好再等时机了。甚至直到他晚年请缨半途病还时,仍然感慨万千:“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复至金陵)》)。可见李白一生对鲁仲连情有独钟,对他的感情记忆根深蒂固。

其三,李白对齐鲁圣贤英雄人物的时运机遇艳羡不已。

李白诗文中所描述的齐鲁英杰,多为出身寒微的布衣之士。姜尚乃“朝歌屠叟”,曾以“屠牛”、“卖饮”、“耕田”、“捕鱼”为业;傅说为版筑;宁戚贩牛;管仲曾为囚徒;晏婴本为“东夷之子”;鲁仲连为一介游士,诸如此类。在他们未被知遇之时,或“身为版筑辈”,或“长策委蒿莱”(《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然而一旦时来运转,则为帝王之师,出将入相,大济天下。“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李白把他们的命运转机称之为“豹变”、“虎变”:“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陈情赠友人》);“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梁甫吟》);“朝歌鼓刀叟,虎变磻溪中。一举钓六合,遂荒营丘东”(《鞠歌行》)。李白在谈及这些人的“豹变”、“虎变”时,总是充满了无法抑制的艳羡之情和对自己才不逢时的无限浩叹:“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慰,谁贵经纶才?”“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南都行》)。“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效古二首》其一),等等。

其四,李白抑儒扬侠的思想,反映了他追慕齐鲁圣贤的英雄意识和心态。

李白一生渴望建功立业,却既不屑于通过科举达仕之途,也不想象高适、岑参等人那样投身于塞外大漠,到边关军旅中去求取功名。他期幻的是朝为布衣,暮登朝堂,要像姜尚、管仲、晏婴等先贤那样,或以布衣出为王者师,经邦济世,成就功业;或者像鲁仲连、诸葛亮那样,相时而动,一出东山,遂济天下。其诗曰:“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又曰,“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还山留别金门知己》),凡此等等,实为其心迹。

纵观李白现存的诗文,仰慕游侠之举,歌咏侠客风范,标举己身侠情者,俯拾皆是。他不仅表示对仗义任侠之士的赞颂,甚至他终其一生都一直以任侠自居。他蔑视死读经书章句之辈,甚至于轻尧舜、笑孔丘、戏万乘、谑王侯,他要挣脱封建秩序的桎梏,要冲破正统的儒家观念。在他的诗文中,时常流露出抑儒扬侠的思想倾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李白虽然生活在名分、等级森然的封建社会,但却很少有名分、等级的思想观念。他本为一介布衣之士,却从不觉得达官显贵有何高出乎民的尊严,在他眼里也没有什么等级与权威。尧舜乃古代帝王的典范圣帝明君,李白却认为“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真可轻”(《怀仙歌》)。

孔丘历来被人们尊为至圣,而李白却“风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篇》)?此借董仲舒尝下帷专心致志于经典诵讲,不问世事,表达他对边塞游侠豪迈英勇之推崇,而对那些不能经世治国的俗儒、腐儒则表示极其轻蔑。《嘲鲁儒》曰:“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登广武古战场怀古》)?他盛赞游侠剑客:“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词。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投阁良可叹,但为此辈嗤”(《感寓二首》其二)。

诗人以扬雄尝于天禄阁校书三年,埋头著《太玄经》,却于世无补,表明其扬侠抑儒的思想倾向。他赞倾刺客:“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他颂扬大将军:“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司马将军歌》);他赞美节士:“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他向往高士:“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让天子,务光亦逃名。所贵旷士怀,朗然合太清”(《设辟使鼓吹雉子斑曲辞》)。他追求神道:“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古风》其七);“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吴中)》);他访神仙:“自矜林湍好,不羡市朝乐”、“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吾将学仙去,冀与琴高言”(《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等等。

其五,李白一生追求个性自由、解放,具有强烈的个性与浓烈的主观意识。

据粗略统计,《李太白集》中990余首诗,其中用“我”、“吾”、“余”、“子”字的句子达200余首,约占其诗歌总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当李白政治失意,心中不平,则大声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遂令世上愚,轻我土与灰”(《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古风》其十五);“吾将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万愤词投魏郎中》)。

当他充满自信时,则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当他应诏入京求官,则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他抒发悲愁,控诉冤屈:“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流夜郎赠辛判官》);“我苦惜远别,茫然使心悲”(《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梁甫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他思念长安则曰:“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他仰慕古代圣贤时则曰:“我来汜桥上,怀古钦英风”(《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他主张功成身退则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三首》其三),凡此等等。

李白一生的志向是多方面的,但最大、最主要的追求是做贤臣良相。他自许“怀经济之才”,要“济苍生”、“安社稷”、“忧黎元”,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要做“管、晏”式的辅弼之臣。

综上所述,李白多次漫游齐鲁,崇拜、敬仰齐鲁圣贤,明显地传承了齐鲁文化所固有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底蕴。齐鲁文化的熏染、陶冶和影响,形成了李白的思想性格:尊贤智,尚信义,旷达多慧,崇尚阔大,善于创造,乐于进取,豪爽侠义,勇毅不屈等齐鲁风范,展示了唐代文化的浪漫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创造精神与包容精神。所有这一切,都在李白的诗文和思想人格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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