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春人教A版高考二轮专题复习语文教案：压轴大题写作（三） (人教版高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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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五) “失落”的民间故事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最喜爱的20个动漫形象中，19个来自海外，本土动漫形象只有一个“孙悟空”，受调查者对“孟姜女”“田螺姑娘”等民间故事人物知之甚少，但孩子们对白雪公主、丑小鸭等西方童话角色往往耳熟能详。调查结果认为，中华民间故事在当代生活中已严重失落。 [语精意高] 打捞“失落”的民间故事 是因为中华民间故事不够精彩吗？显然不是。中华民间故事数量众多，既有神话、传说，又有童话、生活故事，这些故事既承载着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又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生产和生活知识，也蕴涵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操、人生信念和价值观念。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早就诞生了西方经典童话的原型故事。比如，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人段成式记载的《叶限》中，就包括后母虐待、神力帮助、集会出彩、以鞋验身、嫁与王公等情节，与《灰姑娘》的故事如出一辙。而清人黄之隽记载的《虎媪传》，则是典型的“狼外婆”类型的故事，它比《小红帽》的情节更复杂，传递的文化信息更丰富，却鲜为人知。大量散见于古人笔记、野史中的民间故事，运用活泼形象的语言，展开丰富的想象，演绎着感人的故事，讴歌善良、诚信、智慧和勤劳，鞭挞凶残、自私、虚伪和懒惰，不仅会是童年最难忘的回忆，更能滋养心灵、陶冶情操，在潜移默化中奠定最初的是非善恶观。 故事精彩却难逃失落，与今人的挖掘功夫欠缺有关。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则对意大利民间故事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出版了《意大利童话》。所以，挖掘民间故事绝不是“小儿科”！当前许多民间文学专家，往往重研究而轻实践，不愿意在搜集、编纂故事这样不算科研成绩的事情上花费精力。缺少了学者提供的“原材料”，出版商又多以利润为终极诉求，于是五花八门、各种版本的《伊索寓言》《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霸占了童书的柜台，我们自己的民间故事却愈加罕见。 此外，西方童话之所以在我国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在于综合运用了多种媒体，顺应了从口耳相传到听觉、视觉、触觉、生活日用相互影响的时代变化。美国迪士尼公司在这方面用力颇多，他们对民间故事进行的创新性开发，不仅有效输出了自己的价值观，也赢得了口碑，赚得了巨额的利润。相比之下，我国在综合运用多媒体传播、开发民间故事方面还缺乏好的做法。为此，中华民间故事的发扬光大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勠力同心、有所作为。比如，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全社会对民间故事的关注，加大对民间故事传承、传播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教育部门需在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上提高民间文学的地位，并适当增加民间文学作品在中小学教学中的比重。民间文学专家应充分利用专业优势，在数量庞大的中华民间文学作品中筛选出一些优秀作品，并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改编，形成一些作品集。文化企业则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再加工，出版图书，绘成图像，录制音频，或改编成影视剧、动画片、舞台剧等形式，形成综合优势。同时，还可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组织民间故事讲述、表演大赛等，广为宣传。至于家长，在为孩子挑选故事的时候，也要对“我们自己的”有更加明确的倾向性。民间故事的“失落”，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不仅会使我们坐失这一领域的话语权，也浪费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宝贵资源。我们应该面向世界，协同努力，讲好自己的故事。 打捞“失落”的民间故事，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将会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 素材(六) 工匠精神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说“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近些年来充斥媒体的“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中国精造”“工匠精神”，如今成为决策层共识，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显得尤为难得和宝贵。 “工匠精神”一词，最早出自于聂圣哲，他培养出来的一流木工匠士，正是来自于这种精神。相信随着国家产业战略和教育战略的调整，人们的求学观念、就业观念以及单位的用人观念都会随之转变，“工匠精神”将成为普遍追求，除了“匠士”，还会有更多的“士”脱颖而出。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以极致的态度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更完美的精神理念。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精神的目标是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其他同行无法匹敌的卓越产品。概括起来，工匠精神就是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 当今社会心浮气躁，追求“短、平、快”(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即时利益，从而忽略了产品的品质灵魂。因此企业更需要工匠精神，才能在长期的竞争中获得成功。当其他企业热衷于“圈钱、做死某款产品、再出新品、再圈钱”的循环时，坚持“工匠精神”的企业，依靠信念、信仰，看着产品不断改进、不断完善，最终，通过高标准要求历练之后，成为众多用户的骄傲，无论成功与否，这个过程，他们的精神是完完全全的享受，是脱俗的，也是正面积极的。 [语精意高] 也谈“工匠精神” 说到工匠精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日本制造。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答“日本的工匠精神到底是怎样的？”有着非常翔实的介绍。其中，被广泛引用的是好莱坞巨星娜塔莉•波特曼在去年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她和丈夫去东京一家著名寿司店吃寿司，发现寿司好吃到让她这个素食主义者都欲罢不能，但发现店里只有6个座位。她一开始很好奇为什么不扩张，后来朋友向她解释：东京所有最棒的饭店都这么小，而且只做一样料理，因为他们要把事情做好做漂亮，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对事物追求至善至美过程中的愉悦。 从这个小故事，我们不难提炼出工匠精神的内涵。它指的是一种精工制作的意识，一个产品的每个环节、每道工序、每个细节都精心打磨、精益求精，专注、精确、极致、追求卓越。套用财经学者吴晓波的话来讲，工匠精神就是：做电饭煲的，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黏锅；做吹风机的，能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做菜刀的，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落，轻松省力；做保温杯的，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中喝到一口热水；做马桶盖的，能让所有的屁股都洁净似玉，如沐春风…… 而工匠精神的反面，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短、平、快”的粗制滥造。当然，制造业的最终目的都是盈利，工匠精神也不例外，只不过，相较于粗制滥造赚快钱，坚守工匠精神更苦更难，也是唯一正确的路。你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因此，工匠精神不仅是一项技能，也是一种精神品质。 为何呼唤工匠精神？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制造大国之一。国外曾流传这样的趣谈：一位母亲问孩子：“上帝住在哪里？”孩子答道：“既然上帝创造了万物，他一定住在中国。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一方面，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具有极高的占有率；但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制造在全球消费者的印象却很是一般，甚至大多中国人本身也更喜欢外国货。 日本观光厅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年，中国游客在日本消费总金额为14 174亿日元，即822亿人民币。世界各地区游客在日本消费的总金额前五名中，中国大陆游客消费总额比台湾、韩国、香港、美国游客在日消费的总额还多1 518亿日元(88亿人民币)。 但去年，中国的实体消费市场却很低迷。有报道指出，国人到日本爆买的产品其实是中国产的，如马桶，却丝毫未浇灭国人到日本扫货的热情。这映衬出某种尴尬：因为工匠精神的匮乏与廉价低质的刻板印象，中国制造业正在不断丧失本国的消费群体。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庞大中产阶层的出现，中国人的消费结构、消费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0年前，大家都图个廉价实用，只要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即可；但30年后的今天，“物不美价廉”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价格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人们更在乎的是产品的附加值：创意、技术含金量、人文关怀、参与感。 只可惜，中国的制造业结构不均衡，以工匠精神为特色的中高端制造业严重不足，大家口袋里有钱，却买不到中意的产品，由此中高端消费市场长期为欧美、日韩等国垄断。 雪上加霜的是，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业，它引以为傲的人力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与此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本土回归”“重振制造业”的战略思路。竞争加剧、外需萎缩、内需不足、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也在不断萎缩，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严峻的生死挑战。 如何培育工匠精神？ 显然，工匠精神是转型的必备条件。工匠精神不单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理念，它也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方向。从低端制造的泥淖中走出，淘汰落后重复产能，加强技术创新，其最终目的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与形象。只是，转型并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够完成的。道理大家都懂，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付诸实践？我们该如何培育工匠精神？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持有工匠精神之人。有人说，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匠品出口国、匠人之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产品是世界各国王宫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为何今日的中国制造只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显然，工匠精神的有无，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人，你技术精湛、追求完美，每一件产品都耗费大量功夫打磨，可惜，你所在的企业、你的领导只用“合格与否”而不是“完美与否”来评判产品质量。因此，你的绩效是厂里最差的、你不被领导待见、你拿着最低的薪水，厂里的效益一差，你还可能第一个被下岗。此时，你还会恪守工匠精神吗？ 再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企业家，你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技术，要求员工每一件产品都要精益求精。可是，研发新技术要耗费大量资金，但你贷不到款；如果幸运一些，你研发的新技术成功了，新产品刚上架，市场上立即推出大量的仿冒产品；或者你的产品即便比其他同类品牌质量更好，但囿于中国制造业集体的低端形象，你的产品卖不出去；再者，你一年下来辛苦奔波、费尽心力，但收益却还不如邻家的阿婆卖一套房子的收益更多……这时，你还能守住初心吗？ 前文提到，工匠精神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精神品质，其实，放大了看，工匠精神更关乎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文明。我们的国家、社会是怎么看待工业生产的？我们对于工业生产恪守怎么样的标准、心怀怎么样的期待？一个国家工匠精神的匮乏背后，其实是工业文明的匮乏：品牌、百年老店、匠人、企业文化以及一整套相关的体制机制，乃至社会心理、共识和氛围。 应该看到，德国、日本的制造业也曾经历过粗制滥造的阶段，但德国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了德国制造质量蜕变；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质量救国”战略，促使日本制造打开了欧美和全球市场。因此，培育“工匠精神”，我们既需要“大国工匠”等榜样的激励，但更离不开政府的高效作为：完善崇尚实业、崇尚工匠精神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并花大力气营造现代制造文明的价值观和时代精神。 让有工匠精神的工人活得体面、有尊严，让有工匠精神的企业拥有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让工匠精神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与社会心理……在如此土壤中，工匠精神自会生根发芽。 三、“依法治国”靓眼素材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素材(一) 十八大 2014年10月23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中央委员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18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13亿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时代华章。 [语精意高] 适应发展需要，完善法律体系 过去一个时期，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逐步得到贯彻的同时，各领域的法律规范不断完善。1954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现行宪法制定于1982年，经过4次修正，应该说是较为完善的。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依法治国被确立为宪法原则。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理论上、政治上、法律上得到充分肯定。我国在宪法统领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于2011年宣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制度的生命在于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首要的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如何继续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作出的科学部署。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完成了法律制度的创立、实现了法律制度体系化，那么，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创新发展。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了解和掌握各方面法律现状。应深入考察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发展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现状如何，哪些需要制定、哪些需要修改，这是完善法律体系的前提条件。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包括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还有相关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对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解释等，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运行现状、相互关系也需要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法律规范立改废释工作。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越是全面深化、依法治国越是全面推进，就越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在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立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协调好不同主张和利益关系，因而立法的难度越来越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了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继续完善法律体系来解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举措，也需要加强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法律应保持相对稳定，但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不断突破原有法律规范。我们要主动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保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要“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在我国，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必须是确保人民当家做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良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恪守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下实行立改废释并举，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使我们的法律体系从各个方面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对“法”当存敬畏之心 哲人康德曾这么说过：“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敬畏，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是的，如果说璀璨的星空是以其独有的博大浩渺深深震慑了我们的心灵，那么“法”，这高擎“正义之剑”的审判官，它“公正无私”，它“扬善惩恶”，它“无所不在”，在一次次赋予尊严和正义于社会的同时，也一次次地将“敬畏”深深地铭刻于我们心中。 法塑造了当代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就是遵纪守法。没有法所赋予的权利，人们寸步难行，而违背了法的准则，必自食其果。没有人能逾越法，没有人能不受法的约束。古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警示恒言；今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金科玉律。法眼炯炯洞察秋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轻视法的人终被法所轻视，法盲的追悔莫及换不来“法”的怜悯。嘲弄法的人终被法所嘲弄，法之缰绳终将缚住罪恶之手。地位、权势挡不住法网无情，“正义之剑”终将劈开黑暗之幕。切记，知法、守法、护法是每个公民的基本准则。而作为一名执法者，作为一名税务机关的公务员，“依法行政”“依法治税”是我们执法的基石。税徽闪烁着法的尊严，执法体现法的权威。“依法行政”，执法行为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体现的不是个人，而是法的规范、法的行使、法的执行。“依法治税”，执行法律决不意味着法的化身，与执法权力相应的是“法”对执法者行为的约束。执法必知法、执法必守法、执法必敬法，对“法”的恪守与尊敬是对法律尊严的最好维护。不要忘记，可与璀璨星空相毗美的是崇高的法则，它与它所代表的公平、自由与正义，就如最璀璨的星辰铭刻于天宇，也铭刻于我们心中。 素材(二) 用有责任的普法提升守法自觉 普法工作不只是以通俗的语言向公民解读法律的内涵，更需要在法治实践全过程和社会保持良性互动。越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越应该成为普法的最佳时机。 普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础性工作。在法治社会，每一个公民的生活方式都离不开法律规范。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把普法和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实践统筹起来考虑，要求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结合社会热点以案释法。这对于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厚植社会法治文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语精意高]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司法个案如大学生掏鸟窝被判十年、天津老太摆射击摊被判非法持有枪支等案件，一进入社会舆情的视野即引发热议和争论。究其原因，表面上是司法判决和社会常识发生了龃龉，从深层看是执法司法过程与社会的互动出现了隔阂，以至于双方难以一起在法律中寻获热点问题的答案。 这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普法工作的欠账。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一直坚持全民普法，应该说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过去那种单一的普法方式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下的社会治理和执法实践，已经无法满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正是为了解决以往普法责任主体不够明确的问题，而此次出台的《意见》更进一步，要求国家机关制定本部门普法规划、年度普法计划和普法责任清单，明确普法任务和工作要求，系统内普法与社会普法并重。这将让普法工作发生显著改变。 俗话说，一具体就深入。普法工作也是如此，它不只是以通俗的语言向公民解读法律的内涵，更需要在法治实践全过程和社会保持良性互动。每一个个案的公平正义，是法律权威性的最佳证明。越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比如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征地拆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救助等，越应该成为普法的最佳时机。事实上，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和事件之所以形成，很大程度上与相关部门法律解读解释不够及时、不够解渴有关，解读越迟缓，质疑的舆情越蔓延。《意见》专门提出，要围绕热点难点问题向社会开展普法，无疑抓住了增强社会互动和司法公信力的重要着力点。 落实好普法责任制，让普法和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具体实践携手共进，不仅能把普法教育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还有助于形成司法过程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事实上，执法者同时是普法者，对于执法行为本身也是有好处的。一段时间以来，各地都在推进判决书、裁定书、抗诉书、决定书等法律文书上网，不仅满足了公众知情权，也促使各级法院提升办案水平。同样地，当每一个国家机关都需要向公众普法，就会再一次审视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工作水平。各个部门理顺了责任分工，一些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如未成年人保护等，才有望真正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合力。 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建设好法治中国，就必须让法律的发展根植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一起成长，与时代共同进步。当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照进现实，成为最好的普法教材，法律的力量就会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跟随着每一个公民。 素材(三) 激扬青春力量，培育法治人才 暮春时节，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满目青葱、一派生机。“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问候，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法治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总书记站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为培养法治人才明确路径，为青年成长指明方向，激荡起奋发向上的青春力量，为推动法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语精意高]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难以实现。建设法治中国，希望系于青年。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才能培育出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这是事关法治建设的长远大计。 培育法治人才，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引领。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高校作为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摆在重要位置。高校充分利用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加强研究，对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作出科学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就能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厚植法治人才培育的土壤。 培育法治人才，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为支撑。“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我国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在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要有底气、有自信，既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解决好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的问题，又对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和转化。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只有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才能促进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做到知行合一。 培育法治人才，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本、以德法兼修为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是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法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法学专业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用正能量鼓舞激励学生。各级领导干部则应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让法治信仰深入人心。 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当代青年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勇于担当重任、开拓实践，做法治建设的生力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功立业，就必将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在砥砺奋进中放飞青春梦想。 素材(四) “剥树皮”没有禁忌敬畏，社会底线 难免失守 近日，四川邛崃市文君广场北的9棵大树，被人离奇环剥了树皮，且剥皮手法非常专业，大树被这样剥皮后，很难生存。记者从警方获悉，该案已成功告破。主犯彭某某系邛崃某广告公司老板，因行道树树枝遮挡了广告公司制作的户外广告，遂指使公司员工采取剥皮环割的方式，对大树实施故意损毁。 [语精意高] 广场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行道树也属于一种公共资源。这9株绿化树包括8株天竺葵和1株银杏，目前每棵价值1万元左右。“剥树皮”不仅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理应得到法律的规训和惩罚。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对待行道树，不同的人们难免会存在着价值分歧。对于市民来说，行道树不仅是一种风景，也能起到遮阴纳凉的作用，具有诸多的正功能；对于这家广告公司而言，行道树遮挡了户外广告，损害了公司的商业利益。这种为了一己私利而无视公共规则、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做法，在本质上是精神家园荒芜、价值追求错位的产物。 在日常生活中，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秩序，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虽然底线有着相对稳定的容量，但在时下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甚至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砍掉遮挡广告牌的树枝也好，“剥树皮”的野蛮与粗鄙也罢，在利益的驱动下，行道树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出发，行道树符合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行道树挡住了这家广告公司的财路。价值理性讲究“应不应该”，工具理性追求“有没有好处”；“剥树皮”显然不应该，却对这家广告公司有好处。当价值理性被忽略、被漠视，工具理性的潜滋暗长，让这9棵行道树承受了无妄之灾。 在钢筋水泥建构的“城市樊笼”里，行道树不仅具有绿化的功能，也能部分地满足人们对“诗意地栖居”的渴望。按照相关规定，行道树属于城区绿化，单位或个人需要移植、修剪、砍伐城市树木的，需要向园林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得到批准后，还需要缴纳相应的绿化补偿费。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剥树皮”的做法看似高明，实际上“偷鸡不成蚀把米”。那种将商业利益凌驾于社会规范之上、眼中只有“我”却没有“他人”的做法，说到底也是一种“价值失落”。当心中没有了禁忌和敬畏，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社会底线就有被突破的风险。 素材(五) 互联网＋法治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指出，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随后，他又在多个场合讲到网络安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的高度关注是应时警钟，也是加强网络安全工作的行动指南。这就是“互联网＋法治”。 [语精意高]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互联互通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由此带来了深刻变革。相应地，相关“风险”也正影响着百姓生活，给公共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 “互联网＋”时代，人们正面临着新的安全风险。比如，网络账号的密码被盗取，掉进钓鱼WiFi的陷阱，“扫一扫”扫出大麻烦，被App应用软件恶性扣费，遭受用户注册协议欺诈捆绑，以及其他花样百出的网络诈骗，这一切，都会造成无数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隐私权被侵犯，个人财产遭受损害，人身安全遭遇危害。 新技术的出现，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使公共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通过法律赋权，来厘清“互联网＋”背后相关利益主体的责任，来让“互联网＋”形成的社会系统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就势必会造成公共管理的无序，进而形成更多的社会危机。 事实上，尽管网络安全事故频发，现在人们却难以看到相应的追责问责。原因很简单，很多时候到底谁是责任主体，相关主体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都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账号丢了，到底是归罪于自己密码设置太简单，怪你家的“门没关好”，还是要像实物被盗那样追查网络小偷的罪行，或者是去追究网络平台的防盗系统不完善，抑或是去追问信息管理部门在相关问题上不作为，这一切，人们往往都是一头雾水。原因很简单，很多网络安全问题，法律对责任主体并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又何谈去进行有效的追责问责呢？ 何况，随着“互联网＋”布局扩大，各种新业态的出现，使“互联网＋”带来的新的社会生态系统更加复杂，很多人对在互联网环境中如何维护自身权利缺乏认知判断，对互联网企业进行安全管控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这就要求，面对“互联网＋”形成的新秩序，“互联网＋法治”也势必要发生及时的化学反应。如果不能提高相关立法的速度，如果不能提升相关执法的效率，如果不能清晰界定出互联网企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不能真正夯实“互联网＋”的安全基础，“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头上就会始终顶着安全风险的疑云，“互联网＋”战略也就不可能真正前途光明。 “互联网＋”时代不应制造生活风险，绝不能让互联网带来的风险，威胁到民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和公共安全。为此，当前，厘清个人、企业、政府在“互联网＋”时代的法律责任，构建一个符合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法治秩序，极其重要，迫在眉睫。也只有用规则与秩序构建起完善的网络安全生态，才能让民众的权利和责任实现及时归位，让人们免于承担过多的社会风险，让社会不再出现新的公共安全问题。 素材(六) 晒执法数据，让阳光助推公正执法 据《人民日报》4月17日报道，近日，按照《广州市行政执法数据公开办法》，广州各级执法部门“晒”出了2016年的全部行政执法数据，广州成为既“晒”权力清单，又“晒”行政执法数据的阳光城市。据不完全统计，本次广州已公开执法数据的48个部门，2016年罚没总金额超过12.5亿元。哪家单位有多少项行政处罚权、处罚了多少宗、罚了多少钱，这些均可在广州首份公开的行政执法数据中找到答案。 [语精意高] 说起一些地方的行政执法，百姓少不了一些抱怨。比如，交警罚款尺度可松可紧，城管没收小贩财物“全凭感觉”，工商局查扣营业执照“不同的人不同对待”，环保局处罚违法行为“张三一个样李四一个样”，等等。不少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状况只有少数自家人知道，执法部门处罚了多少宗违法行为，罚款多少，怎么处理的，公众不知内情；执法是否公平，是否存在“选择性执法”问题，公众无从知道。近年的地方两会，有代表委员不时呼吁阳光执法应该提速，应更全面、具体地公布执法数据及信息等。 为了规范执法行为、保障公众合法权益，有关部门在阳光执法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公布权力清单，设置负面清单，给执法人员配备执法记录仪，推广执法听证会，发布执法白皮书等，这些让公众看得清、摸得着的措施发挥了一定的正面效应。 将阳光执法提升到更高层面，就长远而言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就现实而言则是考验一些政府部门是否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试金石。《广州市行政执法数据公开办法》的颁布实施，可谓迈出了先行先试的重要一步。其定期公布各执法部门行政执法数据的做法，为公众了解行政部门的法定执法职责，以及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等信息打开了一扇窗口。 不仅如此，公布执法数据，在更大范围、以更广视角让公众评点执法行为，有望限制一些执法部门及人员的乱作为和不作为。可以设想，当一些执法部门及人员在对比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执法数据时，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人人看得懂的数据会让乱作为、不作为失去与公众捉迷藏的空间。 建设法治政府，规范权力运行，提升阳光执法的质量，需要更多地方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晒”出数据、亮出清单，将外部监督转化成内部压力。相信这些举措会促使行政执法部门积极履行法定执法职责，严格、规范执法，减少和避免行政执法部门乱作为、不作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和质量。 四、“创新精神”靓眼素材 创新精神是指要具有能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方法，提出新方法、新观点的思维能力和进行发明创造、改革、革新的意志、信心、勇气和智慧。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 素材(一) 高考改革在路上，相信有努力就有远方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改革包括实施“两依据一参考”、外语科目一年两考等内容，旨在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今年将有34万余名沪浙考生成为“新高考”的首届考生。 [语精意高] 在恢复高考40周年的时间点上，“新高考”在沪浙两地的落地更有不同寻常的意义。40年前，一根“指挥棒”重启人们对于梦想的追求，指引数百万青年走进另一种人生；40年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正为适应国际竞争和时代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铺平道路，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支撑。 恢复高考40年，“变革”始终是主题词。1984年，保送生制度开始试点；1985年，上海试点自主命题；1994年，试点招生并轨制改革，毕业不再包分配；1998年，广东率先获批“3＋X”方案，考试的科学性在改革中不断完善。进入新世纪，高考“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等弊端、城乡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受到各方重视。2001年，高校自主招生迎来试点，传递出“看分”更“看人”的素质教育导向；从中央到地方，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加大招考违规查处力度等一系列举措，愈发体现出遵循教育规律，公平、科学、多元选拔各类人才的积极导向。 从标准化到日益重视个性化，从等待定向分配到鼓励自主择业创业，从“唯分数论”到“多把尺子量学生”，高考改革一直与国家需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同频呼吸。40年来，高考制度对于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才纵向流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中国需要更多具有创新思维、国际视野的一流人才，高考制度必须不断适应新需求，提供新动力。让每一个同样努力的人拥有机会，让每一个不同特质的个体能人尽其才，始终是高考改革的初心。 诚然，改革总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高考改革的成功，需要高中教育教学广泛而深入的变革，需要进一步畅通中学和大学的衔接，更重要的，是全社会对待改革的理解和宽容，在重塑考试制度的同时也重塑自身对于教育本质的理解。 40年间，高考的录取率大幅提升，这使得高考不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应该看到，在今天，实现人生目标的路有千条万条，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之门只是其中一条，青年拥有施展才干的广阔道路，而非只有高考一座“独木桥”。这是个人之幸、教育之幸、国家之幸。 招考制度在变，“有努力就有远方”的拼搏精神永远不会变。高考的胜算，在于专注和自信，是每时每刻的努力与坚持。对于人生来说，亦是如此。 素材(二) 涵养创新的精气神 最近，围棋“人机大战”在韩国首尔收官，韩国围棋九段棋手李世石败给人工智能围棋程序AlphaGO。对此，国人感受到了我们前沿技术创新的紧迫感与危机感。 今年全国两会上，“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魂”……创新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高频词，折射的正是对创新的热切呼唤。 [语精意高] 创新从哪里来？首先就需要有那么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紧迫感与危机感。500年来，世界经济中心几度迁移，背后的重要力量正是创新。创新能力不足，“卖一台电脑只能赚一捆大葱钱，卖十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就会不断上演。看当下转型升级，谋长远富民强国，创新都处于核心位置。当年，钱学森为让祖国“挺直腰杆子”，执着于“两弹一星”研制，立下卓著功勋。焦裕禄为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宵衣旰食，在漫天风沙漫地碱的兰考创造出多种治沙新招。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一种报效祖国情牵百姓的理想与抱负，使无数人焕发出执着创新的勇气与锐气，踏平坎坷以成大道。今天，我们更加迫切需要涵养创新的精气神。 然而，创新之路上，失败是最亲密的伙伴，理想与热情往往会遭遇无数次失败的无情打击。在相当意义上说，创新能力取决于这种抗打击能力。有资料显示，科研创新的成功率仅为10%左右。如果没有对190多次失败的无畏，屠呦呦怎么能提取到青蒿素？倘若不能善待一次次失败，诺贝尔如何能发明炸药？一位著名画家说，所谓大师，其实是失败最多的人。创新是壮丽的探险，只有不惧困难和挫折，视失败为“在成功路上”，并以“失败虐我千万遍，我待创新如初恋”的精神砥砺前行，方有可能踏着失败拾阶而上，直至梦想的顶峰。 “想出新办法的人在他的办法没有成功以前，人家总说他是异想天开。”当遭遇失败，创新者最希望得到“别泄气，当初我比你失败次数还多”的理解，最渴望获得“没事，咱查明原因重头再来”的支持。宽容是一种智慧。宽容失败，需要管理者摈弃“成王败寇”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失败的宽容度，决定着创新的成功率。一些高精尖企业创新成果之所以不断，原因之一就是失败不仅不会被嘲笑，反而会得到尊敬。有位院士回忆自己的创新之路说，在他屡次失败后，正是恩师那句“我觉得你不是失败了，而是更接近成功了”的话，给了他坚持创新的耐心和信心。 从根本上讲，创新文化的养成、创新氛围的形成，要靠体制机制的改革。有人说，中国人从不缺少创新的能力，关键是要激活创新的动力。有一位大学教授与7名教师成立一家设计公司，研发团队获得公司95%的股份，学校占公司的股份仅为5%。创新体制的“天花板”被捅破后，研发团队积极性高涨，实现了创新成果对接需求、对接市场，公司成立仅一个多月，签约项目就达10多项。实践表明，敢于破除旧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的活力就会不断迸发。 古人云，“日新之谓盛德”。创新兴则国家兴，创造强则民族强。始终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涵养创新的精气神，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上，当代中国一定能实现爬坡过坎、弯道超车。 素材(三) 互联网带给我们什么？ 动动手指，美味可口的饭菜送到门口；戳戳屏幕，物美价廉的商品立即上路；扫扫二维码，骑上共享单车说走就走。甚至，有外国人将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网购、高铁，比喻成当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生活的改变显而易见，时代的变革呼之欲出，这一切，都离不开互联网的诞生与勃兴，这一切，都是创新的结果。 [语精意高] 守护技术创新的初心 互联网比以往任何一项技术都更加广阔地延展了人的各种自由权利，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参与其中的人增进自律和自觉。无论技术怎样创新和颠覆，正义价值一定不能被颠覆。 “技术本身并不可耻”。快播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审理过程网络公开直播，使得“技术中立”的话题成为热议焦点。“技术中立”是否可以成为司法免责的理由？道德和法律是否会抑制技术进步？回答好这些问题，意义远超案件审理本身，关乎互联网时代我们能否畅享技术进步的红利。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类正是在技术的辅助下从蒙昧走向文明。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技术是工具理性的产物，技术发挥怎样的功效却是由人支配的。技术的工具价值，只有在正确的人文理性、目标价值引导下，才能发挥最佳功效。否则，技术也可能为虎作伥，成为负能量的滋生场。 在互联网领域，有一个“避风港原则”：技术提供者只要“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技术被用于侵权，就可以免于连带处罚。但“避风港原则”并不涵盖全部情形，除它之外还有一个“红旗原则”：如果侵权事实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技术提供者就不能装作看不见，或以不知道侵权为理由推脱责任。由是观之，司法裁判的关键在于技术背后的责任和意图，技术本身并不是谁的“免罪牌”。 关于互联网有句著名论断：互联网是历史上存在的最接近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决定了必须以价值理性修正工具理性，以法治之堤圈住奔腾四溢的技术之水。一些互联网公司的云端凋落，起因并不在于执法严苛、法律无情，而在于在价值理性上利令智昏。可以说，是人的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真正左右着人和技术的命运。换句话说，是因为人懂得正确地用火而不是用火本身，帮助人走出原始时代。匍匐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根本不可能崛起为时代的强者。 开放、自由构成了互联网精神的精髓，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精神同法治精神相龃龉。也许有人觉得，法律为互联网画地为牢，会压制技术进步空间。其实，法律的意图在于保驾护航，法治的内涵在于尊重和引导。只要合乎人类发展的长远未来，法律自然会为其铺路。技术发展有着自己的门道，互联网蓝海里的机会四通八达，真正走不通的路，只有悖德乱法这一条。 社会是流动的，技术是常新的，法律终究存在滞后性，不可能包打天下。法律之外还有道德，道德之外还有人心。心中的道德律令虽容易被忽视，却是决断一切的度量衡。马克思曾经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行，道义忖度远比利益考量重要。最可怕的堕落，是价值的堕落；最可贵的坚守，是良心的坚守。 网络已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没有人愿意看到网络空间遍布灰尘和污水，珍惜和用好网络空间比什么都重要。当我们想在技术红利中信马由缰，尤须擦亮那颗担当社会正义、守护人类良知的初心。 素材(四) 永远有颗狮子般的进取心 这些天来，一则新闻在许多领导干部当中激起波澜：武汉市开展“狮子型”干部大调研，计划在全市发现和掌握100名左右狮子型干部，选拔使用到克难攻坚的局级岗位上。 何谓狮子型干部？武汉市委给出的答案是：忠诚干净，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敢打敢拼，敢于担当。 [语精意高] 事实上，热切呼唤狮子型干部的，岂止是武汉一地？上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深化改革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探索、大胆实践，敢想敢干、敢闯敢试，对于“新事物新做法，只要是符合实际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就要给予支持，鼓励试、大胆改”。下至基层，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国企改革，百姓都期盼有一批带头冲杀的急先锋，破除沉疴痼疾，冲破利益梗阻，在山重水复的改革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们的事业呈现怎样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的状态。回首过去5年，为什么许多过去心照不宣的禁区被打破，许多久议不决的难题开始破题，许多众口难调的改革得以形成共识？关键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理论上提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重大思想观点，在战略上作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重大部署，在改革上推出许多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重大举措。以上率下、奋勇破冰的改革精神，鼓舞一大批狮子型干部大刀阔斧、敢打敢拼，将铁痕石印般的改革刻写在年轮深处，把以前碰不得、啃不动的硬骨头一一砸开，为当代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无须回避的是，改革进程中也出现了“上面加油门、中层挂空挡、下面踩刹车”的现象。“中梗阻”的问题，“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不出事但也不干事”的问题，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鲁迅曾说：“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这说的是共性的问题。对于狮子型干部来说，想干事就难免有出风头、好大喜功之嫌，能干事就可能因锋芒毕露伤及别人，干成事则可能招致羡慕嫉妒恨。 从今天所处的特殊历史方位看，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由于阻力增加、难度变大，出现了一种“不改革不需要理由，改革需要理由”的心态。也就是说，不干事可能不得罪人，多干事反倒容易因为动了人家的奶酪而受到多方责难。 与此同时，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不断深化，有人担心，因为强调“于法有据”，改革的大胆探索是不是得收一下了？还有人疑惑，强调顶层设计，是不是基层试点就不能有太多“差异化”？对“摸着石头过河”的顾虑，让一些干部创新探索的步伐变得有些迟疑。 综观这些心理状态，有的源自认识误区，有的则出于利害考量。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央开展各种巡视督查、出台一系列问责制度，各地纷纷响应中央精神，细化激励干事、包容失误、鼓励担当的容错机制，都是在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帮助狮子型干部在干事创业、闯关涉险时有底气而心无旁骛、有定力而义无反顾。 改革开放之初，切掉胆囊的任仲夷“浑身是胆”，争到“尚方宝剑”的习仲勋说办就办，“要杀头就杀我”的吴南生大胆突破，留下许多改革佳话。如今，军队改革大刀阔斧，司法改革攻城拔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价格机制改革稳打稳扎一路向前，这些成绩的取得，同样有一大批滚石爬坡、不懈探索的领导干部默默奉献。他们无私无畏、敢打敢拼的精神，闯关夺隘、动真碰硬的气魄，永远镌刻在改革的丰碑上，成为各级领导干部锐意进取的航标。 呼唤狮子型干部，不是说老黄牛精神就不重要了。狮子型干部和老黄牛型干部性格各异，但都是推进改革不可或缺的角色。“现在，我们面临的时代条件、社会环境和形势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开拓创新。”这样的形势是挑战，也正是有志者大展才华的机会。在今天这个生长梦想、大有可为的激情时代，永远有颗狮子般的进取心，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勇于排雷，善除荆棘，我们将写就属于这一代人的改革新传奇。 素材(五) 只有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这是关于创新和人才的重要论断。 [语精意高] 程开甲：只有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在我近百岁的人生里，走过了70多年的科研创新路，因此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很有感触。我体会到，只有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创新的实践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才，才能实现梦想。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不破的真理。 我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有幸受到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们的教诲，在王淦昌、束星北的物理讨论课(学术前沿研究报告会)上，王先生经常介绍国际上新的发现和研究，也会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展开争论。这让我受益匪浅，激励我用独到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做创新的研究。三年级时，就读物理系的我听了数学系陈建功的函数论课，就攻克了被认为不可能做出的《保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后来，我又独立完成了几篇全新的研究论文。这些都得益于大师们创新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培养。日后面对研究工作、面对国家任务、面对人才培养时，我也总能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来面对，解决一个个的难题。 1962年夏，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有了重大进展，将面临试验问题。当时，我担任九所副所长，奉命准备原子弹的靶场试验。那时，我们对核试验理论和技术的认知是一片空白，仅有的建议是采用空爆方式。我分析研究了实际情况，打破框框否决了建议，提出原子弹试验应先做地面爆炸，以后再做空中爆炸试验。得到批准后，我主持制定了《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及《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提出并组织了与全国数以百计的科研院所、学校工厂的大协作，完成了96个研究课题和各种型号的试验设备；设计了百米高塔的爆炸方案；提出了力学、光学、放射化学3种手段为主的联合定爆炸威力的方法。随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我们也获得了大量数据。 1963年，在遏制中国核能力的《部分核禁试条约》签订的形势下，我国全面准备首次核爆炸试验的同时，我认识到地下核试验方式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和优点，就坚持排除干扰、坚持推进尽快开展地下方式的核试验，同时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前期研究和准备工作。地下核试验的尽早进行，也使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 核试验是一项高难度、综合性大规模国家级试验工程。在我国准备核试验的初期首先要建设一支队伍，我们一开始就突破了仅完成爆炸任务的约束，前瞻性地确定了九所需要的学科和技术力量配置，在上级首长和机关的有力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具有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试验安全、地质学和技术保障等学科且专业配套的研究所，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核爆炸理论和核试验技术体系。我们以开拓创新的精神，要求科研人员和参试人员不要只做锦上添花的事，要提高科研水平去攻关，最后圆满完成核试验任务。 通过创新性的科研和试验，九所为核试验事业培养出了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高水平核试验人才队伍。我们独立研究、技术创新，能作长远打算，能早发现问题、早提出问题，做到早解决问题。几十年来，九所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先后成长了10位院士。 长期的科研经历让我对创新、人才的认识更加深刻，尤其是在完成国家科研试验任务做出贡献，向党中央、向祖国交出满意的答卷时。现在，我国的国防力量快速发展，要实现国防科技的战略目标，必须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创新自信，进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多一些像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大家那样的人才，像他们那样掌握世界前沿技术，像他们那样具有原创能力，而人才也是在不断创新中培养出来的。 创新是科学的生命之源，人才是创新之本，有了创新和人才，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侯晓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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