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原文阅读及作者王选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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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杂文参考 → 2018-02-02 手机版 | ||||
我在五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她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充满了爱心，全心为大家服务。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老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象，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是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项目，当时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说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我当时设计的一个新的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很多。当时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是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国是不能够做的。中国工业基础太差，你做了一个IBM不兼容的机器，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的东西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置。实际上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 Beiji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象看中文这样——当然永达不到看中文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就能力总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应该训练听力，因为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那时候叫Radio PeKing，不叫Radio 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B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四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但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抉择，锻炼听力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当然从来没想过要出国，因为我父亲是错划的右派，怎么可能出国呢，只是为了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出国了，我呢，一直忙着，假如说当时出国一年，或者出国两年，做一两年访问学者，我想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关键时候走不脱，一走整个队伍就要散了。这是我第三个抉择。 这三位伟大的发明家到了晚年都有这样一些问题，而我下正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要吸取教训，少犯错误。所以一个人要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我认为我今后应该是这样。“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坏事是绝对不能干的，错事也要少做，这样，我就觉得扶植年轻人算是个自然的规律。 那么，怎么扶植年轻人？我们要把年轻人放在风口浪尖上锻炼。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七个重要的抉择，就是进军日本市场。 我的第一个重要抉择是选专业，第二是跨领域的研究。跨领域的研究我要补充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跨领域，机会非常非常多，比如在数学领域跨到经济，搞经济数学。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我们通过一位中国最早从事经济数学的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陈佳洱亲自出面，把他请到北大来，现在成了北大的教授，我们成立了金融数学中心——“北京大学金融数学中心”，这得到了方正的支持，我们提供住房和工资。同时我们又成立了一个金融工程中心——“方正的金融工程中心”，把上一步的研究和下一步的研究合并起来，把新的思想变成软件，实现顶天和立地的结合。金融到数学，数学跨到金融的领域非常大，我们很多得诺贝尔经济奖的把博弈理论、概率论运用到经济中得到了成功，这样的跨领域我觉得很多。 还有一种重大的，我觉得特别有前途的跨领域就是有技术背景的学生毕业，来学管理，我们方正的发展现在最缺的就是有技术背景的管理干部。将来这个前途极大。我们也要自己培养，我们中国不缺少技术专家，但缺少懂技术的管理人才，非常稀缺所谓有技术背景的企业家。一个管理人才就可以使一批技术尖子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最重要是跨领域，既要有技术背景，又要懂管理，所以学了数学、物理、计算机、无线电，再去学MBA，我觉得这个将来很有前途。大家可以看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文科和理科的结合，都是一系列的新的机会，简直不可想象，大家要学会如何跨领域，培养这种知识。 再讲进军日本市场的问题。我们从国内发展到海外，永不满足是一个取得成就的巨大的动力。台湾最大的日报《联合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最大的晚报《自立晚报》，台湾的省报《台湾日报》，都用我们的系统。进入台湾以后，就想能不能进入日本市场，一方面这个市场大得惊人，是中国市场的十倍，一方面日本的印刷又极端发达，他的彩色印刷的水平无以伦比，他可以在印刷厂里用机器人，一大批的机器人的规模和水平，我想5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凸版印刷厂要达到这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一个极端发达的印刷市场，很可爱的一点呢，就是他的出版软件并不先进，这就有我们可乘之机。我从1975年比美国人更早地提出这种描述事情的方法以后，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只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们就能比外国人更早的有某些创造。这也需要把年轻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风口浪尖上，日本市场可能给我们这种机会。加上日本的管理非常严格，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就拿方正日本员工来说，非常完美，早晨九点钟准时到办公室，晚上9点钟出去，有时候忙了就睡在我们的办公楼，这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日本有六家报纸在用我们的技术，当然都是小的，还有一个中等规模的正在考虑部分用我们的系统。还有一个汽车杂志，三个版，每个版都是双周刊，一次出1000多页，这一本杂志用我们近一百套前端软件和后端输出软件，价值400万美元，在中国很难想象一个杂志社一次就买400万的软件。这个市场大得惊人。进军日本市场就可以靠日本这个大市场，把年轻人推到市场最前沿。 我经常想，为什么中国人到硅谷很有创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到？我们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些环境下把优秀的年轻人放到这种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让他出成绩呢？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创造这种环境。我们进军日本市场的决策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这么一个目标，能够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够刺激我们年轻人的创造才华。年轻人最大的愿望是获得成功，当然也需要住房，将来也需要自己的小车，这是应该的，但我觉得他要能够全力以赴工作的话，首先是一种成就感，同时需要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希望能够得到长进。 第八个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十年来我也一直忧心忡忡，10年我们主打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我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年四通的2401打字机非常成功，1988年，万仞南曾经讲过，四通每年要出一个2401这样的拳头产品，后来知道搞个拳头产品是多么的难，四通再也没有第二个拳头产品可以跟2401相比。我们呢，也一直在这里忧心忡忡，我们的出版系统一直维持了十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几年的兴旺，我们有没有新的支撑点？ 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一个机会。1995年9月4日，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他9月4日谈话，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方正可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入点；第二个想法，由此带来的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从李岚清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广电行业整个的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以及整个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年到5年之内，方正广电行业的收入会达到、超过出版系统，而且会出现一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很大的支撑点，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前景的，充满挑战的，可以让大量的年轻人出成绩的领域。这是我第八个重要的抉择。 我们还要年轻人树立一种团队精神。我觉得方正的成功在于一批有思想有头脑的科学家和一群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合作。方正成功决不只是因为有一批象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恰恰是因为北大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两者的结合才能把工作做好。我觉得我一生，有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我有两个优点：第一，洞察力，对机会的敏感；第二，我老觉得我不如别人。我总体上信心非常足，比如我们要占领日本市场，我们要成为中国广电行业的老大，我们进入海外发达国家，我们充满了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如人，跟我合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那一点比我强，那个人另外一点比我强，我老觉得别人比我强。松下幸之助成为日本的管理之神，他说：“我有三个缺点，都被我变成三个优点：因为家里穷，知道奋斗才能成功；第二是，没文化，懂得要自学，第三身体不好，懂得要依靠别人，三个弱点就变成三个优势。”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能听取意见，我觉得这是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年轻人也需要能听取意见，能够团结奋斗。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的结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当年松下彩电刚到美国的时候，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日本四家彩电厂商订立协议：在国内卖高价，谋求利润，在美国全部卖低价，成本价，占领美国市场。不到10年，松下和另外四家厂商的高性能和低价位的彩电把美国厂商打得一塌糊涂，这是下围棋的做法。美国是喜欢打桥牌，两家联合起来跟另外两家激烈的竞争，英特尔和惠普两家发展了下一代的CPU，这两家200亿的大公司能够合作，和另外几家竞争，这是打桥牌的做法。中国就喜欢打麻将，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多摸点好牌，自己和不了，也别让别让别人和。这种状况被称为东方的妒忌，你急，我妒忌你，比你还要急，是非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也有在团队精神上非常出色的典范，我觉得我23年来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搞原子弹的这个榜样，当时都是一批30多岁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邓稼先，他本来是美国博士，很有才华，但邓稼先最伟大的是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作用，邓稼先的手下当时对原子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周光召，对氢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余敏，这两位的才华都在邓稼先之上。邓稼先的伟大，在于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本领，所以我们要学习邓稼先。 杨振宁先生曾经是邓稼先的中学同学，大学又住在一个房间里，非常了解；他跟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战后在一个物理研究工作，所以他对两个体系都非常了解。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讲：“邓稼先假如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的原子弹，假如奥本·海默是个中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别，邓稼先非常的和善，爱护人才，大家一想邓稼先做的事情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支持。老邓普遍得到大家人格上的尊重，是我自己能工作，大家也能发挥积极性的这种类型。而奥本?海默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的导师曾经描述说，研究生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于打断导师的讲课，走上黑板，拿起粉笔说：“你刚才那段话可以用我下面更好的办法来替代。”然后滔滔不绝讲下去——是一人才华出众的人。中国需要有邓稼先，也需要容纳奥本·海默，但可惜中国的社会环境往往容纳不了奥本·海默。所以中国要取得成绩，可能更需要邓稼先这样的人，既有才华，又能容纳别人有才华，当然我希望今后中国也能容纳奥本.海默。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大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溶在“We（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谢谢。 （说明：本文在入选教材时编者只节选了文中的第六个抉择的部分） --------------------- 作者简介 王选（1937—2006），出生于1937年，是江苏无锡人。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1992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1987年和199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和1995年两度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他本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多次获全国及北京市劳模、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称号，1987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昇奖及森泽信夫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选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2006年2月13日11时许在北京病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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