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乌台诗案”的两种说法(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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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娣  

  大约是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象芝麻大的黄色、黑色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就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有一阵清脆的鸟叫声,便问旁人:“这是什么鸟?”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有何区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被贬惠州,后再次遭贬儋州。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调到湖州做地方官,他照例给朝廷写封感谢信《湖州谢上表》,表中苏轼流露了对当政朝臣的轻蔑,其中有一段讥讽新法之辞:“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与保守党对立的新党,便把握这个大好机会,把这些话曲解,还以苏轼所写的百余首诗词作为罪证。他们指苏轼借古讽今,谤讪朝廷,影射皇帝。指苏轼并非直接攻击他们,而是间接指斥重用他们的宋神宗。他们以此作为把柄,弹劾苏轼欺君妄上。结果苏轼被冠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而被捕,解往汴京下狱。后神宗拒绝了处死他的上奏,改判为贬谪到黄州,世称“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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