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记》表现了“与民同乐”的思想吗(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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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程朝阳(215101)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和中学语文网中网上《虎丘记》的教案,几乎都说该文表现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思想。笔者认为,此说法有待商榷。

“与民同乐”的思想在我国由来以久。从《庄暴见孟子》可知其基本内涵:国君能“与民同乐”,即能思使民得乐之道,故国家可望大治。臣子“与民同乐”,尚有深意。观欧阳修《丰乐亭记》的结语:“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故“与民同乐”还有向百姓宣示皇恩浩荡的功能。此外,“与民同乐”,君臣为主,民次之,如“人之从太守游而乐”,一个“从”字,主次分明。

再看《虎丘记》,前两段浓彩重墨,描摹了中秋之夜虎丘游人聚饮欢歌的盛况,可以让人体味到作者是以欣赏的目光看着苏城的士女百姓的,但有个问题:作者何在?当然可以说他是“隐身热闹中”,在一旁偷着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不是中秋游乐的领导者,士民不是“从”他而游的,自然他也没有达到欧阳修“与民同乐”而“宣上恩德”的功效。

细敲第二段斗歌场景的描写,作者的思想情感尤为值得玩味。作者将“呕者百千”的热闹场面描述为“声若聚蚊,不可辩识”,称众人之声多为“瓦釜”,足见作者并不欣赏这种“大家乐”的方式。“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可令“听者魂消”,“一夫”之清声更是有“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的奇效,作者对“清雅”之乐的欣赏溢于言表。而第三段对虎丘四景的描述,作者崇尚“清雅”之趣益彰。而最后述及的“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可以说苏州之民严重缺乏“与令同乐”的习惯,换言之,袁宏道“吏吴两载”却没有“与民同乐”的成功经验。

袁宏道为什么没有“与民同乐”之乐呢?和欧阳修一对比即知。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依然不忘“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因为他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诚。为文,也是“载道”为先,就是《醉翁亭记》也属正统的“圣贤文章”。而袁宏道,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领袖,力反“文必唐宋”的传统,思想上深受李贽、王阳明左派“心法”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求真尚趣,有着封建时代隐逸文人的浓厚的“清雅”意识。为文,也是“独抒性灵”的“正统以外的个人文学、性情文学、闲适文学、趣味文学”。

袁宏道与欧阳修相差如此之大,而称本文具“与民同乐”的思想,自是大错。

                                               2004、5、19

 作者邮箱: chengzy@muduh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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