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教育与精神奴役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杂文参考教师随笔 2016-02-20 手机版


鄢烈山

关于感恩,是个很陈旧的话题,20多年来我写过多篇。记得第一篇写的是借英语OWE兼有“感激,归功于……”与“欠债”两个义项,说明中外一样,动辄要人家感激就是讨人情债,很讨厌,有教养的人应该尽量避免。第二篇叫《砍头也要谢恩》,说的是专制君主总是要臣民感恩,他将你砍头也要“谢主隆恩”,不然他可以下令将你凌迟处死呢。我也曾话分两头,从施恩者和受恩者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即受人恩惠者应当“知恩图报”、“以德报德”乃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施恩者则不能图人回报,凭自己良心行事,就像那个洗衣妇分食于未得志时的韩信,耻于别人来谢恩,过去城隍庙里有对联云“有心为善(图名利的作秀),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不过,关于感恩,我现在还是觉得有话要说。因为,至今仍是一个热门话题。这几天媒体在热议,重庆市万州纯阳中学6月5日高中毕业典礼上,要900多名学生向老师行跪拜礼,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校方回应质疑说,同学们行跪拜礼是“自发的”,不过学校倡导这种感恩方式,因为学校注重灌输“感恩”理念,学生每天都要做“感恩操”。面对舆论的强烈批评,6月8日重庆市万州区委、区政府对该校提出严肃批评,并责成该区教委全面调查了解事情真相,作出妥善处理,而纯阳中学也发布了《反思书》,称认识到了让学生感恩的“方法不对”,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

  

  校方只是承认了要学生集体跪拜的“方法”不对,但不承认要学生对教师“感恩”有什么错。而万州区教委强调的是感恩的对象不对。据新华网报道说,教委“要求该校加强学校德育工作,首先要教育学生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人民,使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就发生了好几个问题。第一是感恩的对象。按专制时代、宗法社会的传统,要谢恩的是“天地君亲师”;“党”、“祖国”或“政府”相当于古代的“君”;“师”就是学校的教师或传艺的师傅;都在应该感恩之列。万州区教委没有明确反对感恩教师,但加了一个感谢“人民”,我想是有道理的:如今的教师不过是一种职业,公立学校主要是政府购买其教育服务,其实是纳税人在购买公共服务,党和国家机关也是纳税人养活的,学生归根结底要感谢就应当感谢“人民”。如果从纳税人养活公职人员的角度看,执政党、国家机关、教师,做得好是应该的,无所谓恩不恩谢不谢;做得不好,应当被批评,应当道歉乃至让贤。

  

  但是,教育者、服务者与受教育者、被服务者,并非纯粹的服务品买卖关系,不论是党政工作人员、还是教师,都是有情感的人,我们对于别人尽职的服务和额外的服务都应心存感激,因为社会远未达到理想标准,不是说应该怎样别人就会对你怎么样的。这就有第二个问题,感激应当出于被服务者的内心评价和自愿行为,就像给服务员多少小费一样不能强求,而主要不是教育训练的结果,更不是强制性集体行为。今年初,周洋在冬奥会上发表获奖感言,感谢父母受到国家体委官员的批评,说她应该首先“感谢国家”,周洋得到舆论广泛同情,有人甚至说是国家和体委官员应该感谢周洋为国争了光,为体委官员挣了政绩。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发自内心:如果周洋觉得没有“举国体制”支持她不可能成功,她首先“感谢国家”未尝不可;如果她觉得中国运动员都享有国家支持,父母支持对我更重要,先感谢父母也顺理成章。

  

  6月2日,莫斯科世乒赛新加坡女队战胜中国女队夺冠,前国家二队队员、现新加坡乒乓球女队运动员冯天薇说,“我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显然她是在感谢新加坡这个国家。了解她的经历,我们便知她的感恩发自内心。这个哈尔滨出生的女孩,5岁开始练球,14岁时父亲得了肌肉硬化症去世,16岁就进入了国家乒乓球二队。与一队擦肩而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被别人走后门顶掉了;不久,冯天薇诊断出心肌炎,更被开除出国家队,不得不自己出国打球,直到2007年被当时的新加坡主帅刘国栋带到了新加坡,成就今天的辉煌。她不论感谢恩师,感谢“国家”,还是感谢苦难而坚强的母亲,都能让人感动。

  

  不论是作为发自内心的个人道德修养,还是为人处世的技术性智慧,中外贤哲都教导我们不要夸耀自己对于别人的恩德和功劳。《尚书·大禹谟》说:“汝惟不矜(夸),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自炫),天下莫与汝争功。”《论语·公冶长》颜渊言志曰,“愿无伐善,无施(自我表扬)劳(绩)”。《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夸耀自己的功德是做人的大忌。

  

  但是历代统治者总是要大夸特夸主子对臣仆的恩德。皇上总是要别人谢恩,要你念念不忘皇恩浩荡。“文化大革命”把这一个封建道德训练推向顶峰,每开会必是开始是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时唱《东方红》,都是感恩戴德的颂歌。最荒谬的是,河北邢台大地震,震倒民房无数,死伤惨重,却震出了一支颂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此外,专制时代,人身依附关系强烈,特别强调“知遇之恩”。一方面,在人治社会没有公平竞争机制,“伯乐”对于“千里马”的命运确实至关重要;另一方施恩者是笼络人心、结党营私的需要。对这种所谓“知遇之恩”,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得极明白。刘邦打天下时对韩信“解衣(给他穿)推食(给他吃)”,韩信不忘此恩,祸在眉睫也不愿听蒯通之言造反,李贽骂韩信是“呆狗”,因为刘邦“不过诱你作他奴才罢了,这等岂可唤作‘恩’?”

  

  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封建时代的教育也使之变味了。孔夫子说得透彻,一个人行孝悌了,就鲜有犯上作乱的。所以,曹魏时,孔融要说大不敬的话来反抗“以孝治天下”,说父母于子女也没有什么恩德可言,为父的造人不过是满足他的情欲,人于母亲怀胎直如物寄放瓶瓮中而已。话说得虽然过分一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于“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之类俗语,更是赤裸裸地表明了所谓父母之恩,不过是没有社会保障的旧时代的人生的互助方式。

  

  总而言之,我们对传统的感恩教育,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把它变成精神奴役的训练。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人格的独立和健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不分亲疏远近的博爱精神,不论是对于老师,还是对于父母,抑或其他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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