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悲歌,何时消歇——读《桃花扇》《哀江南》(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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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华  



今天,和学生一起读到《桃花扇》中《哀江南》一曲:“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心中忽有触动:这曲调怎么这样熟?记得刘禹锡唱过“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李煜唱过“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姜夔唱过“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张养浩唱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中国文学中这样的亡国之痛,这样的苍凉之感,这样的悲悯情怀太多太多,破败感、失落感、患难感似乎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旋律。

大体而言,地难填,天难补,江山易主,无论是亲历沧桑巨变的亡国遗民,还是多情的后来凭吊者,面对物是人非的现实场景,心里总会产生巨大的情感落差,并发而为黍离之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彼何人哉!”《哀江南》的末世哀歌,包含着对旧时江山必然破败的无可奈何的情绪,野火频烧,战乱不休,王朝更迭,“眼见这舆图换稿”,社会的动荡何曾有过消歇,风云变幻的时代产生的民族悲歌打动了无数后人,“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似乎民族精神中总有一种浓烈的悲怆意识,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在华夏大地上游荡。



盛衰无常,古今同慨,“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除开“愁苦之词易好”外,引起我沉思的是,为何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太多? 悲剧在文学上使人精神得到净化,而在生活中则让人无法承受,更何况还有如许之多。按说中国人的性情平和,这种翻江倒海的剧烈动荡,天翻地覆的巨大变革,按理说不应该太多。《哀江南》里写到的是满清入关,破坏性当然可以理解,毕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证,但历史的更迭中,外族入主其实并不算多,为何这样的悲剧也不算少?

历史书上说,中国历史是农民起义推动的。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善良的,只要有一口饭吃,他们就安分守己,他们不怨天不怨命,努力地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忍无可忍了,他们才会造反,造反的目的也大都不过吃饱饭而已。实事求是地说,一次农民起义后,统治者必然放宽限制,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农民的生活也会好过一点。但战争毕竟是对社会财富的极大破坏,干戈四起,百姓流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多年的社会积蓄顷刻间消耗一空。另外,农民的自私、狭隘,也导致他们的破坏性大。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平时受尽欺凌,一旦有机会满足报复的欲望了,人性中野蛮血腥的一面也暴露无遗。他们普遍缺乏理性,只有简单的好坏判断,缺少文化认同,甚至对文化本身就有一种本能的仇视。就像阿Q一样,革命成功了,赵太爷、假洋鬼子固然该杀,打工的王胡也要砍头,至于宁氏床,还是搬到土谷祠……而项羽们则更是彻底,一把火烧掉了秦始皇的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前人的无数心血智慧,前人的创造与劳动啊!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火把何曾少过?我们的激情与梦想,活力与诗意,都浪费在无尽的建设与破坏的恶性循环中。

有人说,破坏的惨烈,与建筑材料有很大关系,中国不同于古希腊与罗马,他们用石头作建筑材料,房子当然就烧不起来,但问题是中国并不缺少石头,别人也不缺少木料,为什么我们就没有长远的考虑,没有这份自信与耐性?我们有一个城市建几百年的吗?黄鹤楼滕王阁等四大名楼都是几遭火灾,成为时代盛衰、改朝换代的标志。后人凭吊的,都只是断井颓垣,残砖碎瓦。“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如血的残阳为我们民族的伤痛平添了几许苍凉!



《哀江南》是封建末世无可奈何的挽歌,但更应成为“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良方,成为激发人们从历史反思中寻找变革契机的一种力量。

记得读书时,我一直不解中国历史为何总是王朝更迭,周而复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据一般常识,中国封建社会在唐朝即已达到鼎盛,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社会心态,都非后世可比,但为何其后进入了将近一千年的折腾、衰落期,却不会走向更辉煌的天地?

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自然条件的优越,外加冶炼技术的使用,使农业生产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农业既盛,人烟既阜,商业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大,社会思想空前活跃,早在纸张尚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龟甲记录传抄之时,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即相继登场,百家争鸣,思想活跃,中国人的心智达到了顶峰。但农业文明如此早熟,恐非中华民族之福。早熟是否意味着早衰?毕竟人生寥落,迟暮早至,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尤其是民族心理成熟期处于农业文明早期,不能不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和社会民族痕迹,后人如果不能超越他们,不能实现“哲学的突破”,而只能以“我注六经”的方式进行修补,那就注定我们成为精神的侏儒。

从中国文明史可以发现,由于生活的自然条件相当优越,物种丰富,获取容易,中国人对物的态度是亲切的,认识事物的方式是比类取象。它不是对诸物之“象”作科学的分类和客观冷静的认识,而是用一种巫术式的移情将自然人格化,这种思维是感性的,直观的,整体的,是中国人认知方式的重要标志,并且使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世界领先的实用技术如四大发明。但这种思维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太务实了,恩格斯曾说过:“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中国人在各种事务中,无论是政治、商业,还是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惯于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地计算估计,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我们关心的都是身边具体的物象,注重的是经世致用,“用”字当先,对与自己关系不大或看起来关系不大的事则基本没有热情。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连夫子都不赞同这种抽象的看似无用的终极关怀,遑论后人。或许夫子自有微言大义存焉,但中国没有系统哲学,没有对人的全面深刻的反省,没有彼岸关怀,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只有现实的追求而没有精神的寄托,怎么可能长大,怎么能超越自已变得成熟呢? 另外,它缺乏理性思维,过分偏重与实用结合,相对地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使中国古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论的水平,缺乏理论的深入发展和纯思辨的兴趣爱好。论技术,我们很早就对世界有了贡献,但“格物致知”也是为“用”,就是形成不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因为我们缺乏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缺乏将科学当事业的态度,缺乏对无用之用的追求,我们把精力都放在琢磨人,研究人际关系上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只能引进技术,我们的经济还是打工仔经济,我们的现代文明还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

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一个大一统的内陆国家),中国人的视野受到很大限制,缺少恢弘的气度。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由于黄河流域得天独厚的条件,土地平坦,耕作容易,季风气候也为农业发展带来了雨露的惠泽,使中国人很早就将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安定下来,我们也因此成为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但小农经济,对大自然依赖太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也使中国人目光短浅,过于务实,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意识。这种想法,使得他们只会看到眼前甚至鼻尖上的一点利益,有我无人,有家无国,在自己这一片小小的天地里,他们表现得相当精明,甚至不乏狡黠;但这片天地之外呢,对不起,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感兴趣。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明进程既是劳动人民智慧推动的,又是他们身上致命的农民意识破坏的。以家庭为例吧,往往第一代勤劳持家,创造的财富呢,“水往低处流”,我吃过的苦,我的孩子可不能再吃了,他们以让孩子坐享其成为最高奖赏,于是第二代理所当然成了享受的一代,衣来伸手,全然忘记了父辈的辛劳,第三代呢,按照这种逻辑,就变成了寻求刺激的一代,直至垮掉的一代。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富不过三代”,可以说是对无数历史事实的精辟概括。即使是贵为君王,也好不到哪里去。“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为什么?开国之君大都艰苦备尝,当然勤勉努力,后代则养尊处优,不出败家子才怪。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不知道我们聪明的古人为什么只会对沧桑巨变现象洒两行热泪,却很少想到这永恒不变中的奥秘。

中国人讲“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似乎丰衣足食,摆脱了生计的苦恼,我们就很自觉地进入到知礼节、辨荣辱的境界,精神一下子就崇高了,但事实却多是“饱暖思淫欲”,我们的眼光一直就在“享受”上,没有条件先将就,有了条件就拼命大补,骄奢淫逸,饿鬼投胎,而精神则很少甚至根本就没站起来过。从夫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始,我们一直就重俗世的追求与享受,在精致的生活中打转,中餐馆如今开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为追求生活的享受,我们甚至走向颓废与病态。“三寸金莲”是我们的第五大发明吧,鸦片烟为什么能烧起来,屡禁不竭?易满足,小富即安,缺少宗教意识与终极关怀,悲剧迟早会上演。没有开放的心态,没有长远的眼光,没有积极向上的精神,中国历史就走不出盛衰循环的怪圈。

更可悲的是,随着秦始皇以暴力统一全国,历代统治者以高压钳制国人的思想,中国大地上游魂呻吟之时,却找不到一个当代伟大的思想家给人信仰支柱,孔子的雍容大度不见了,孟子愤激伟岸不见了,墨子的仁爱侠义、古道热肠也不见了,倒是朱子之流的理学祸国殃民,有明一代,陆王心学和李挚“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文章让我们眼睛一亮,但其影响太小,不足以撼动陈腐的理学与封建根基,国人的思想越来越贫弱,人格越来越猥琐,奴性大增,而民族精神却踪影全无。所以,满清十万人入关即可所向披靡;论综合国力,我们比历次入侵的侵略者都强,但我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早熟,让我们面对历史时不禁一声长叹,甚至怀疑我们的人种是不是出了问题。

或许有的人会问,照你这种逻辑,中国岂不是早就要亡了?当然不是这样简单,我以为,除了坚韧持久的生命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华民族生活在一个较封闭的环境中,疆域辽阔,较有弹性,但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一直有游牧民族不断冲击、刺激,并融入到血液中,为我们的民族增加血性与强悍的活力。如我们熟知的唐代君主李氏其实就是鲜卑族血统,更有辽、金、西夏、元、清(实际上就是金人的后代)轮番登场,刺激我们渐渐麻痹的神经,唤醒我们日渐萎缩的生命活力。等到满清完全被汉文化同化,八旗子弟再也没有活力了,西洋东洋又来刺激,甚至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认同意识,也被唤醒。我们以一种悲壮的姿态演绎了现代史,并在苦难中站起身来。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有历史不等于有历史感,有悲情的感喟不等于有理性的反思。杜牧曾哀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但唐朝还是亡了。司马光曾编写浩繁的历史,以求“有资于治道”,宋朝也还是灭了,一代一代的感喟,一代一代的困惑。“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无论多么沉重的话题都禁不住淡淡的一笑啊!

如果历史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而不是后事之师,或者仅有点滴教训供参考,仅作皮毛改动而不作深刻反省,那我们真是愧对先人。圆明园,该是近代中国屈辱的开始,不能被我们遗忘吧,但圆明园里前些年就曾住满天不收地不管的人;“9 •18”该是东三省沦陷的国耻日吧,但就有商人说成“就要发”的皇道吉日。历史是怎样被我们淡忘的呢?就像殷墟,虽然是商的子民心口的痛,但“彼黍离离”,丰收的喜悦早已让我们淡忘了伤口和流血。

或许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毕竟他们的视野有限。但我们起码要自省,历史绝不应该在我们这里重演。记得有一次上课时我问学生一个问题:“有了钱之后干什么?”不论成绩好坏品行优劣,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享受!”望着理直气壮的学生,我无言。看来我们书上总结的历史教训有很多都是伪命题,周而复始的民族悲剧能够在下一代身上避免吗?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亚太世纪,是中华文明重新昌盛的世纪,是新儒学发扬光大的世纪,对此我深表怀疑,一个吃腻了鱼肉的人叫嚷青菜好和一个连白饭都吃不饱的人叫嚷青菜好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应该说时至今日,西方文明仍然是世界舞台的主角,资本主义的精神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并没有衰败的迹象,东方文明最多也就是一个有力的补充,临时工还不具备客串大老板的条件。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同化力强,但那只是对弱势文化而言,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我们就同化不了,至今我们还在中西融合上徘徊不定,一次次贻误时机。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了,我们还不能问鼎诺贝尔奖,而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却频频获奖,这难道只是教育的问题吗?没有清醒的头脑,不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却跟着别人瞎掺和的人是可悲的,也是可耻的。

面对历史,我觉得我们最需要改变的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我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没有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无限发展,而精神文明却远远落后,也不会有精神文明高度发达,而物质文明却不成比例的。就像风筝,无论它飞多高,总摆脱不了线的束缚。中华民族曾在历史上有过非常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儒家文化缺少进取精神的弱点使得这种物质文明到一定程度后就失去了活力,或者生活奢侈,或者在人际关系与斗争中消耗,走向了糜烂,经过破坏毁灭后又重新来过,这正是中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根本原因。明乎此,我们迫切需要引进的是西方先进的思想,尤其是宗教,以理性的进取的思想整合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宗教使人警醒,使人反思自己与人类的罪恶,使人关心来生与将来。中国其实并不缺少宗教,但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仍是实用的,对我没用的时候,我不会想到去烧香、祈祷;另外国人享乐至上的思想也使我们对宗教有所选择,为我所用嘛。佛教至今仍然昌盛,而基督教却还是很难扎根,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昌明是建立在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和新教伦理的根基之上的,根深才能叶茂,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缺乏理想,我们变得平庸;缺乏宗教,我们变得萎琐;缺乏理性,我们就缺了顶天立地的脊梁!



 “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在感伤、喟叹、凭吊的深处,蕴含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悲情,蕴含着“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历史意识,蕴含着“江山不管兴亡恨”的无奈,更蕴含着让人警醒、催人上进的深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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