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话文运动八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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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有光 “五四”运动时候，我是江南一个快要毕业的小学生。老师领着我们上街游行，每人手里拿一面小纸旗，上面写着革命口号，经过茶馆，就进去演讲。一位茶客把我抱起来站在茶桌上，使更多茶客能够看到矮小的我。这时候，前两年掀起的文学革命运动跟反侵略运动汇成一股洪流，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猛势，向中华大地一泻千里。从一九一八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算起，到今年整整八十年。 从文言到白话 什么叫做“文言”？文言是以古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最早根据口语写成的书面语中可能就已经有了加工。加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省略。古代书写工具笨拙，书写十分费劲，下笔省略，注重简洁，是必然的。另一种是美化。书面语要求写得整齐和优美。经过省略和美化的书面语，跟口语就有距离了。口语因时代而变化，变化比较快。书面语也因时代而变化，但变化慢得多。从甲骨文到今天三千多年，口语经过了多次重大的变化，而书面语的变化则相对地比较微小。书面语跟口语的距离越拉越大，文言成为完全不同于口语的另一种语言。学习文言，不仅要学汉字，还要学书面的人造古汉语，所以学习困难。 历史上不断创造文章的格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四六文”，不仅束缚语言，还束缚思想。例如，《滕王阁序》中有这样的两句：“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杨得意”省略成“杨意”，“钟子期”省略成“钟期”，还用了司马相如和伯牙鼓琴两个典故。这样的文章怎能不难读呢? 格式束缚到“八股文”可说是至矣尽矣。八股是把文章分为八个段落：“破题、承题、起讲、提股、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股滥觞于北宋，盛行于元明清。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初诏行科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谕停科举”。 在漫长的六百年间，八股文是中国文官考试的“托福测验”，是一代一代中国青年十年寒窗孜孜研求的“登龙术”。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不前，八股文浪费了青年的精力，是一个重要原因。 什么叫做“白话”? 白话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白话也要加工吗?是的。有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是写共同语(普通话)，不写方言。方言也有书面语，那不是通用的书面语。另一方面是对口语要作语法修辞的规范化的加工。规范化的作用是扩大共同语的流通价值。白话不仅是“写”的，也是“说”的。写出来是“语体文”，说出来是“文体语”，写和说的统一就是“言文一致”。白话是汉族全民族和中国全国的现代通用文体。 文言除少数通俗文章外，一般只能看得懂，读出来是听不懂的。我们脑袋里储存的是现代汉语，不是古汉语。电视里常常朗读文言诗词而不配备字幕，观众听得莫名其妙。白话不仅能看得懂，读出来又能听得懂。所谓听得懂,当然是以文化和专业相同为条件。白话虽然经过加工，它的基础是现代口语,所以容易听懂。老百姓的口语好比是“粗制品”，书面的白话文章好比是“精制品”。 从作文到写话 教育家叶圣陶提出，“作文”应当改为“写话”。这不仅是字眼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认识的改变。中国的传统，学生学写文章，叫做“作文”。“作文”是怎样“作”的呢？先要读熟许多文言文,用文言文中的语词作为材料,来编辑成为一篇文章，这就是“作文”。思想不是学生自己的，语言不是学生自己的。叶圣陶主张改变这种传统方法，让学生用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语言写在纸上，“我手写我口”，这就是“写话”。请比较下面儿女给父母写信的“开头语”： “作文”格式:“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写话”方式:“亲爱的爸爸和妈妈……” “作文”要先学习规定格式。“父母亲大人”的说法跟口语不同；“膝下”两字很少青年懂得；“敬禀者”的说法也要特别学习。给父母写信，一开头就遇到文言格式的“拦路虎”。“写话”非常简单，完全是儿女原来的口语，谁都会说、会写。由于改用“写话”，年龄很小的孩子就能给父母写信了。从前小学生很少会写信，现在幼儿园的孩子也常常写信了，写不出的汉字可以用拼音代替。 有一种流行“学说”，认为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写给别人“听”的。“言文一致”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文言不但简洁优美，而且节省文字，节省纸张。汉字文言书籍比任何口语化的拼音文字书籍都薄得多。所以，提倡白话等于提倡浪费。这种“学说”曾经一度流行于五四运动之后的“尊孔读经”中，今天又复活于“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在文言时代，的确文章是“看”的，不是“听”的。文言读出来是听不懂的，也不要求听得懂，只要求能看懂就够了。可是，时代变了。一百年前进入“传声技术”时代。日新月异的传声技术都要求文章读出来能听得懂。听不懂的文章不便于信息传输和语文转换。只能看得懂、不能听得懂的文章，不是好文章了。 文体口语化是把学习困难、只能有少数人学好的文言，改为学习容易、能够有多数人学好的白话，也就是把文字交给全国人民大众，结束几千年来极少数人垄断文字的局面。口语化的文章是活的文章，最能表达现代生活，最能舒展人的思维。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史经过了三个时期，国歌变换了三次，国歌的文体也改变了三次。北洋政府时期，国歌用古汉语的《卿云歌》：“卿云烂兮，澈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南京政府时期，国歌用文言的《三民主义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新中国时期，国歌用白话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国歌文体从古汉语到文言到白话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更迭和发展。 白话成为文学正宗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清末的“新文体”是夹用口语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象小脚放大的“语录体”。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 言文脱节、格式束缚,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人出来反对。唐代韩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对骈体，史称“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骈体起源于汉魏，成熟于南北朝，讲究对仗和声律，四字六字相间，称“四六文”。韩愈反对这种注重形式、束缚思想的文体，提倡接近口语、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体恢复到未受骈体束缚以前的时代，所以称为“古文运动”。“古文”其名，“革新”其实。 唐代寺庙,宣传佛教,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群众。一边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图画称为“变相”，说唱底本称为“变文”。有散文韵文相间的，有全部散文的。后世发展成为鼓词和弹词。这是早期的白话文学。 宋代的“语录”是又一种早期的白话文学。起初，禅宗佛徒辑录师傅言谈，用口语体。后来，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门人，也用口语体记录老师的言论。 “语录体”是一种白话文，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风味。 宋元间又有“话本”。这是说书人讲说故事的底本。“话”是故事，“本”是底本，分为小说和讲史两类。前者多为白话短篇，后者是浅近文言的长篇。 明清的章回小说，例如《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用当时的白话书写，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文学正宗是文言文。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话、废文言”。他说：白话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时间)、免枉读(误解)、便幼学、炼心力(思想)、便贫民”等项是先进思想。陈荣衮是提倡报纸改用白话的第一人。王照制订官话字母,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这时候，各地出版了多种白话的小型报刊。白话原来是一种民间文学，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正式文体,不是文学正宗，没有法定地位。 五四前后，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旧文学不是指旧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旧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文言的，内容是陈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学不是指新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新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白话的，内容是新颖的，思想是革命的。 “文学革命”包含三方面的改革。 形式改革：从“文言”到“白话”的文体改革。 内容改革：文学“要言之有物，不作无病呻吟”，要写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反对通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是从虚无到真实、从颓废到振作，从玄学到科学的题材改革。 观点改革：“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三纲五常，要求自由平等”。这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改革。“文学革命”又称“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是动员一代青年的“新文化运动”。当时提出中国现代化的的基本要求是“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它以“文学革命”为先锋，唤起民族的觉醒、思想的解放、历史的变革。历史家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文学革命”的揭幕人是胡适(1891-1962)。 1915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提出“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的见解。 1916年10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寄陈独秀》的信,提出“文学革命”以及具体的写作要点“八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滥调)；三曰不讲对仗(文废骈、诗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白话可入诗)；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话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1917年1月，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重申“八事”。他同时声明，要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取旧文学而代之。1918年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积极响应，很快把杂志改用白话文出版。后来陈独秀回忆说：“文学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1918年，陈独秀自己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目标：1、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3、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的号角,象是一声春雷,唤起万物萌发,“新文学”遍地开花。 开创作品有:胡适在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第一首白话诗《两个黄蝴蝶》。 鲁迅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早期新文学团体和杂志有:“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新月”等等。 短期间,出现了一批生龙活虎的白话文作家,奠定了白话的正宗地位。小学课本改用白话，“国文课”改称“国语课”。从“文”到“语”，一字更改,更改了时代。 三十年代又兴起“大众语”运动。这是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和提高，放弃小脚放大的语录体，实行全面解放的口语化，使文体改革趋于成熟。什么是“大众语”？ 陈望道说：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文章。 胡愈之说：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大众语”是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现代书面语。 两千年的文言“金字塔”可以破门而入，难于一旦摧毁。很快，旧文学的卫道者掀起了一阵复古风。主要有“学衡派”和“甲寅派”。 1922年以《学衡》杂志为喉舌,一批留美学者起来反对“文学革命”,认为“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主张在用文言的前提下改良文言,否定言文一致的文体改革。 1925年，以《甲寅》杂志为喉舌，一些北洋政府的官僚起来恢复“尊孔读经”,认为白话文是“以鄙俗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毁载道行远之业”,“欲进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 对这些国粹主义思想,革新派一一予以驳斥。 这一场论争,不是有什么评判员来判定胜负的,而是由历史的前进车轮来决定胜负的。 陈子展说:“中国社会已经走到变革的路上,基础一动,旧文化全部动摇,文学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种”;“站在没落下去的某方面,无论个人或他们所属的阶层,最后的胜利不会归于他们”。 改革之初必然有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必然有一些过渡人物。 林纾就是过渡人物中的一个代表。 他一生有两大矛盾:1、不懂外文而翻译西洋文学,2、翻译西洋文学而反对新文学和白话文。他的翻译作品有170种之多。 当时知识分子习惯看文言,他的翻译作品在当时有读者。但是过渡时期很快过去,他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文言译本没有人再过问了。文言复辟,昙花一现。 白话文运动的最大成功表现在小说和话剧上。小说可说是达到了“语体文”的要求。话剧可说是达到了“文体语”的要求。但是还剩一些遗留的文言角落。 直到战后,行政公文沿用文言的“等因奉此”程式。“等因”就是来文的总结，“奉此”就是去文的申述。50年代进行公文改革，废除“等因奉此”程式，文言改为白话，公文写成跟书写普通信件相同，使任何人都能看、能写。公文去掉了神秘面纱，实现了透明化、大众化和效率化。 在白话文运动中，报纸文章改成了白话。可是，那不是纯正的白话，而是半文半白的所谓“新闻体”。“新闻体”比“语录体”更加“白”一些，但是更加“杂”一些。 50年代，进行报纸文章的口语化，特别重视社论文章的口语化，使规范化的白话散文天天跟群众见面，大众媒介走上口语化时代。 80-90年代，出版了多种“古书今译”丛书。有经书、子书、史书、佛经、文言小说、古人笔记的今译。有的不仅今译(白话文)，而且今写(简体字)、今注、今解、今用，合称“五今”。这引起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今译往往误解古义，可能使青年失去阅读文言古书的能力，对宏扬华夏文化不利。这种顾虑实在是多余的。文言书籍仍旧保存在图书馆里，不想看今译的人可以去看原书。事实是，今译有利于宏扬传统文化，是便利现代青年阅读文言古书的梯阶，是“古为今用”的重要工作。从文体改革的角度来看，“古书今译”是白话文运动的最新延伸。 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尝试白话诗的创作。当时有白话能不能写美文的争论。后来，一批白话诗人出现，事实证明白话可以入诗。但是，白话诗词一直不能像白话小说那样风行。五十年代以来，发生“文言诗复活”的现象。白话诗越来越少受到社会的重视。这一现象，除去人为的复古以外，还有“文学的时代性”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戏曲，明清之小说。今天的文学主流不是诗词，而是小说和电视剧。如果把歌唱、电影和电视中的歌词看作现在的白话诗词，那么白话诗词也并不冷落。报刊不时登出一些文言诗词，据说青年们很少看一眼，也的确很少有值得看一眼的东西。文言诗词跟现代生活已经隔着一个时代了。 白话文运动是划时代的文化革命，是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白话文运动要求的文体改革已经基本实现。白话文运动引起的思想解放还在继续前进。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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