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们仨》:三人行 皆我师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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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见报载杨绛译著《斐多》问世,颇感意外。杨先生译柏拉图,自称“力不能及”,只为“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这部“对话录”,译毕于1999年12月18日,恰是钱公去世一周年前夕,也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世纪末。丧乱袭来,挺得住就不简单;痛定思痛,借希腊古哲谈生死的智慧,以“能战胜死亡”。 近期杨绛新作《我们仨》的出版,再次成为读书界的热点。钱氏父女走后,杨先生形容自己像“在昏黑的乱山里攀登”,靠生来的坚倔,靠哲学的救助,自胜者强,把精力放在整理钱先生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出版钱撰《〈宋诗纪事〉补正》上。人类进入新的世纪,杨先生也进入了新的人生境界。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世上的事,最后归结为一本美丽的书。”丧之哀痛,化为一册思辨的译著;生之再造,凝成一部明净的佳构。前译后作,都是读书人一读为快的好书。 《我们仨》里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娓娓道来,都是一个家庭几十年里会碰到的事,但平凡中自有不平凡在。钱先生志存高远,自立自重。他学问之大,人所难及;而品节之高,更令人仰望。杨先生说:“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夫唯不求,故无尤;为而不争,故无忧。须知这个家庭,沦陷时也遇到求职无门,动乱期间更是流寓不定。朱家骅曾许以联合国职位,江青说可以住到钓鱼台去,但学问家辞谢“胡萝卜”,正因不慕荣利,才能无致迷乱。钱先生做成大学问,并不像一般推想多半靠条件好,他的人生道路上也有浅滩,也有利诱,也有不测。“上士忘名,中士玄名,下士窃名。”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一生里真正做到自甘淡泊,以能宁静,所以得以致远。钱先生的道德文章,实乃一生精神之所寓。 杨先生已92高寿,仍清明在躬,文字还像早年那样朴茂、婉曲、慧巧,今则更兼通脱、深挚。这一印象,主要得自书中关于钱瑗那部分文字。杨先生写到他们的独生女儿,毫不掩饰自己的母爱和赞誉之情:“阿瑗是我生平杰作”!书中从新生命诞生起,写尽小女儿的可爱,懂事,聪慧,机灵。圆圆两年不见爸爸,好像不认识了,看到爸爸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说“这是我的妈妈”。父亲反问谁先认识你妈妈?“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女儿走路,翻书,好记性,不知惧怕,都颇有父风:“我和爸爸最‘哥儿们’”。 书中写了钱瑗从生到死的整个一生。其生,欢欣快慰;其死,令人扼腕。杨先生以实笔写其生,以虚笔写其死;两副笔墨,各臻其妙。“阿圆住到了医院去……我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梦……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我实在拿不定我的梦是虚是实。”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如幻如梦,幻中有真。杨先生相当清晰地写出这一时期冥冥蒙蒙的情感体验。推近拉远,化入化出,时空切换,大有“后现代”意味。 读罢“我们仨失散了”,令人唏嘘感叹。一代学人,从此远逝;“读书种子”,兰摧蕙折。钱先生是20世纪少有的博学家,真正意义上的学贯古今、言通中外的大学者;他读书之多,大量难读的古书,尤其从多种外语直接读原著,恐怕前无古人,后来者亦几稀。先生以《写在人生边上》、《围城》和《谈艺录》、《管锥编》,在我国20世纪文学史、学术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可惜的是钱瑗,“钟书认为‘可造之才’……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所幸,借杨先生之笔,她的音容笑貌依然活在读者记忆里。“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我们仨》写得很完备,似尚能拾得一遗。去年1月,我承杨先生赐赠《钱钟书集》,前去三里河取书时,听杨先生说,女儿小时,钱先生给她讲吉尔·布拉斯的故事,讲得兴致很高,听得哈哈大笑。杨先生看父女俩这么喜欢,后来就把两厚册书翻译了过来。因钱氏父女喜欢吉尔·布拉斯的故事,我们才有杨绛这部好译本。这是译界的幸事。不料钱瑗看了印成书的译本,觉得不及爸爸口语版有趣。可惜这一精彩的口语版,随钱氏父女长逝而成广陵绝响。在《我们仨》里,此事可能因事小而不录吧。 来自:千龙文化 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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