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文化的产儿——从金庸的文化观看张无忌形象的塑造(网友来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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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屏一中 吴超雄 〔提要〕金庸小说盛行于世，读者众多；金庸笔下的人物形象绚丽多彩，个性各异。对其小说及笔下人物进行分析，对于武侠小说的评判，金庸思想的分析，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心态的影响，都是有所帮助的，而张无忌作为金庸在创作思想的转型期塑造出的一个人物形象，尽管思想上不能说有非常深刻的刻划，谈不上多么深无的意义，但从这一形象身上，我们可以发现金良文化观的折射，可以发现他部分地反映了传统文化(主要是儒佛文化)相融中的不和谐。本文拟对其性格进行分析。以图揭示其性格形成根源，并通过对张无忌形象的分析，略谈金庸人物塑造对当代小说启示。 关键词 张无忌 多重性 冲突 一“武侠其表 世情其实”①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支流，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在通俗文学中扶彩直上。我们虽不必把她当作经典的文学作品加以赏析，但也不能一言以蔽之，完全否定，陈平原先生说得好，“以其人为地为文学作品划分级，不如切实考虑在特定生存状态下的读者对作品的释读。”②武侠小说流行的原因，“除了其自身国图融汇(或迎合)各种文化心理，因而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外，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读者的期待视野。”③正因读者对于武侠小说中描绘的境地的期待，武侠小说遂迅速盛行于世。而在诸多武侠小说中，金庸武侠无疑是成就最高的，金庸的小说已经跳出了纯娱乐的局限，有了一定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金庸小说不仅能满足我们被压抑的“利必多”。满足生存的“快乐原则”，释放思维世界，达到某种幻想和期待的实现。更主要的是她带有丰厚的传统思想，介入了一些作者对历史、现实的看法，含有一些历史、地理、人文等方面的知识。这一点就连江泽民总书记也不否认“……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④ 如果说武侠小说中的“武”过于神奇，“侠”过于完美，那么武侠中的“情”无疑是最为真实的。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情”的刻划是比较成功的，在诸多武侠作家中是成就最高的。透过小说本身，我们不难发现金庸在其中流露出的人生观、价值以、文化观以及对于人生的领悟。如果把他的不上说比作一条河，那么这些知识和哲理正如小河中的石头， 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正是这些“石头”激起了浪花，让这条河流更美丽。其中有人生观的顿悟，《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练乾坤大挪移时对小昭的一番言语：“日盈缺，月满污蚀，天地尚无完体。我何可人心不足，含多务得?留下一个九句练之不成，那才是道理啊!”⑤简单的道理，却有几人能真正领悟?痴迷强求，知其不可而为之，其精神固然领人钦佩。执迷顽固却让人叹惜。也有为人处世的解说。《雪山飞狐》中苗人凤与程灵素的相互信任，不知会领多少人羞愧难当。类似的顿悟与解说不胜枚举，随处可见，金庸正是把自己多元的文化观与人生哲理的顿悟，人世的感触融入其中，“情”“侠”“武”并举，“情”立于其二者之上，金庸用他自己的视角重新审视武侠，从人性的角度入手，让主人公在理想化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人性，更多的人情味。他笔下诸侠形象各异，生动鲜明。如果说古龙笔下的人物是以独特的个性区别于别人；那么金庸笔下的人物却是综合地区别于别人。通过自身的思想、行动区别于别人。古龙笔下的人物个性独特，或冷若冰霜，冷眼看世界，如西门吹雪；或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如陆小凤，楚留香。古龙重才，塑造的人物标新立异，不与世人同。颇有另类之感，他们武功高强，率意而为，豪爽风流。这样的人物虽然可爱鲜明。思想却不值深究。是因为“情”不足也。而金庸笔下人物的重点还是在人性上，对于对世俗中人物人性的展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金庸小说未尝不是一种世情小说。其笔下人物是如何深刻的呢?我们不妨从中挑出一个作一番浅析，以图窥一斑而略现全豹。 二、金庸作品中多元的文化观与性格多重的张无忌 张无忌是“射雕三部曲”第三部《倚天屠龙记》的主人公形象，《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创作中期的作品，在《民报》连载，是他在主人公塑造转型期的作品，这种转型主要是主人公形象主流思想的转变。因而在人物塑造上自然也就有了一些转型的痕迹，具有了更多的复杂性，更能折射出金庸文化观和思想的转变转变，可以说张无忌复杂的多重性格，正是金庸多元化的文化观造成的，他内心的矛盾，是多种文化的组合造成的，是儒道佛三家文化思想在融合过程中的冲突造成的。 《倚天屠龙记》通过对“屠龙刀”，“倚天剑”的争夺，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围绕这一事件，展开了正与邪的较量，阐释了善与恶的交替性、互转性。刻划了一大批令人难忘的人物群像。而张无忌在这一背景下的成长历程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形象，一个儒道佛三家思想组合的产儿，这样的组合却不是完全和谐的。这在他的性格上有充分体现。 1.以“儒”为主的童年教育 张无忌从一出生开始，就有了双重的基因，父亲是名满天下的张五侠，典型的正派人士，侠义人物，武林泰斗张三丰的亲传得意弟子，是令天下恶人闻名丧胆的大英雄，他深受武当一派的教育，道家文化的熏陶，却苦苦不能超脱，为世俗所羁，这一点连张三丰也不否认，认为他地于死板，不知变通。张翠山古道热肠，手足情深，他不是一个正宗的道家人物，而是儒家思想占主流的世俗之侠，他重声名，在都大锦一家被害后，急急追寻凶手，只为澄清事实，恢复清誉，惧怕与殷素素交往(尽管内心十分希望与她交往)。看见殷素素是女儿身后不敢登舟，为的还是武当张五侠的名声。他手足情深，为找出伤害俞岱岩的凶手而四处奔波，大肆寻分。他外号“铁钩银划”，一“钩”一“划”更主要是指书法而不是单纯的兵器。可见他是儒家思想占主流，而母亲则是一个工于心计，为达目的不计手段，令天下英雄头痛不已的“妖女”。更是正派人士视之如洪水猛兽的魔教——天鹰教教主之女，紫微堂的堂堂主。这样的父母的基因，对于张无忌没有太多的遗传，有的仅仅是张五侠的侠义之风和殷素素的一点小聪明。张无忌的童年是平静而祥和的，一个侠义的父亲，聪明而变得十分善良的母亲，再加上一个博学多才，大名鼎鼎的金毛狮王，这个豪放粗犷重义的“性压抑者”。一个内心充满仇恨，人性并未泯灭的义父。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冰火岛；童年的教育自然就是这三个人的教育与行为示范，相互间自然充满了仁爱、关怀、互谅。父亲除了江湖大义恐怕不会讲过多的东西，母亲自从生下地以后，连鸡也不忍心杀，充满了慈爱。自不会再教他害人之法，至多也就是教他如何提防。义父对他，更是慈爱有加。只有当他离冰火岛，双亲逝去，义父远离之后，才领略到人世的险恶。 正因如此，他童年接受的主要是儒家教育。父亲、义父都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的人物。他们都持儒家思想，张翠山前面已分析过，而谢逊则是精通易理学说，熟悉读诗书。二人都主张为亲友复仇，这是符合儒家的主张的。《礼记·檀弓》记载： “子夏问于子曰：‘君父母之私，如之何?’孔子曰：‘寝苫，忱干、不仕，弗与天下共也’。遇诸市朝，不瓜兵而斗”⑥ 《大戴·私记·曾子制言》中也记载： “父母之仇，与不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同，朋友之分，不与聚乡，族人之分，不也聚邻”⑦ 据此可窥见张翠山、谢逊确实是儒家思想占主流的人物，(谢逊皈依佛教是后来的事)，二人都讲仁义、有侠的特征。出于对儒家思想的偏爱，金庸笔下之侠与儒家的“君子”是有许多重合性的，这与国人的心目中的“侠”的观念也是相一致的。 2.“侠”与“君子” 什么是侠?韩非子认为“侠以武犯禁”，⑧又认为“人臣肆意陈欲曰侠”。⑨可见韩非子认为侠是有武技，无视法纪或肆意妄为者。司马迁认为“侠”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⑩，这与李德裕的“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是一致的。都突出了“侠”的义。董乃斌认为：“侠是社会舆论根据某些人行为的特征所赋予他们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11)这些人的行为特征是最主要的就是“义”。讲仁义、讲信义。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给侠界定一行为范畴。侠应该急公好义、有正义感、轻财重义、重诺重德、勇于与恶势力斗争，有强烈的“利他性”和为人原则，又能凭借一定的本领来维护这种行为。这种评判侠的标准无疑是以“义”为第一要义的。这与儒家思想又是极其相符的。儒家提倡重义而轻利，什么是儒?孔子曰“仁，孟子曰：“义”。孔子提出“君子以为上”(1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3)可见，在儒家思想当中，君子的品德是近乎于侠的，君子重信、讲义、重勇，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要见得思义、见危受命”(14)“见义无为，无勇也。”(15)因此君子要见义而为，要勇于为义而战。侠作为讲义、重义、伸张义、维护义的人，要以“义”为中心，张无忌要为侠，自然离不开义，他赴大都救六大派掌门人，为的是江湖大义，弃父母之仇于不报，其中也有顾全江湖大义的成分。可见，张无忌这个“侠”，具备了儒家君子的不少特征。他轻利，不与汝阳五为代表的朝庭合作，尽管这有可能让他失去最爱的赵敏(当时他并未发现最爱的是赵敏)。他威武不屈，重义，许多人的威逼利诱都未让他吐露义父所在。他“见危授命”救明教于倾覆之刻，任明教教主。 正因“侠”与“君子”的诸多重合性，导致了国人对于“侠”的崇拜。不少人更做起了“侠客梦”。这是一处儒家文人对于理想人格的崇拜与追求。是一种追求“君子”人格的异径。也是“侠”为什么受欢迎的根源。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民族，儒家思想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大家都企盼着“侠”义之士出来树立典范，维护“君子”人格。现实中的诸多不利因素，常会让廉恭的文人束手无策，对“侠”的期待心理就更为强烈，甚至幻想自己已组成“侠”。畅意地维护着儒家思想主张。正因金庸自己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他笔下的人物也就更丛“君子”要求，只不过有了高超的武技，更有利于行使自己的“份内之责”。宏扬君子品质，这样的侠也就更符合大众的期待。因而郭靖才会成了“侠之在者”，“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而张无忌虽不是“侠之大者”，却也从未放弃对义的追求，他与常遇春同卧室外，以示共患难重朋友之义，救六大派掌门人，任明教教主，顾江湖大义，以弱小之躯送杨不悔到昆仑山坐忘峰，顾“己诺必成”之信义。对于周芷若的伤害一再想恕，也有重“汉水喂饭”这恩义的成分，不过这样对一个美貌子的小恩小惠，一再报签个没完没了，就有好色之嫌了。 过份地重义，难免要伤害到他人的利益或团体的利益。人们生活于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免不了会发生矛盾。各人自有朋友、亲人，倘若为了朋友、亲人之义，难免会伤害他人，乃至与自己毫不相干之人。鲜于通恶纲满盈，但也有亲信门人，这些人如果也为师长之义而缠上张无忌，岂不麻烦，谢逊更是仇家满天下。张无忌要顾“亲人之义”，而这些人要讲“知己之义”，冲突岂不来了?但张无忌已不是只讲“义”的人了，他的主流思想已经是非儒而佛了。 3.“利他”与“仕进”的冲突 应该说，张无忌最大的特征不在“义”而在“宽容”、“慈悲”和性格的“多重”。这所以要分析“义”，是因为他作为“侠”，离不开“义”。而这与他性格的“多重”又是密切联系的。张无忌的出场，不同于金庸笔下的其他诸侠，他有更多的责任，他要化解六大派与明教的急端，化解谢逊和江湖中众多人物的恩怨，团结天下英雄反抗元朝。这些任务无一不是艰巨的，并不是凭高强的武功就可以完成的。并不是只凭“侠风义举”、“君子人格”就可以完成的，金庸大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而通俗小说又不必深究我少思想的高度，就让张无忌什么思想都有一点，什么思想都可能闪现，把自己多元的文化思想放入张无忌的行囊之中，让他要什么思想就拿出什么思想，很好地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这还不够，还得用点常用的方法，让一个在他采用“邪恶”手段对付邪恶之人的人站在他周围，来使用正统侠士不能采用的许多手段，以补行为受限之不足，正如黄蓉之于郭靖，赵敏出现了。而金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绝不会像许多一般的武侠作者一样，让赵敏和张无忌青梅竹马。他看到了一个变化，一个善与恶和周芷若的外善内恶。从而让情节更曲折，更有吸引力，而且作品也更具哲理性。金庸对于各家思想均有所涉猎，表现在他作品中主要是儒、道、佛三家思想。金庸自己也说在创作时力图避免重复人物形象，因而他遵循一条儒—道—佛的创作路线，分别以这三家思想为指导，综观其作品就不难发现，《射雕英雄传》以前为儒，《倚天屠龙记》以后为佛，到了《鹿鼎记》时业已返朴归真，因而他停笔不写了。《倚天屠龙记》是正处于道—佛的转型的作品。三家思想并存。从而导致了张无忌性格的多重性与矛盾性。 前面已分析了张无忌的儒家的“君子”人格，而这种人格，在实际有不少缺陷，过于“正大光明”。会限制许多的行动，尤其是对张无忌而言，他要完成他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张无忌与张翠山是一致的，二人都要当正派侠士，而又不能采取任何有违侠义之道的手段。于是只好让殷素素和赵敏来替他们摆脱这种束缚。张翠山在和谢逊比掌时甚至在心里说：“立什么鬼誓，快发银针!快发银针!”(16)张无忌在对付陈友谅之流时何尝又少得了赵敏?郭靖在指挥蒙古兵作战时也得依靠黄蓉。其实这正说明了儒侠内心的矛盾。他们内心是有这样的需要，却又不能自己来做，只好让别人替他们做了。不同的是杨过自己来做了，因为他以道家的思想为主流，率性而为。正如周伯通般敢于表现真我。韦小宝也自己做了。张无忌不能抛“君子”人格于不顾，还得遵守，而且就是赵敏帮他实现这一愿望，也还不行，他还得有更复杂的思想，因为他要做更多的事。他的事绝不只是个人的恩怨。 张无忌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过人的胸怀与宽容，他一开始就超脱了，他慈悲，有十分强烈的佛家的“利他性”。当在冰火岛谢逊讲述家庭惨变之时，他说的是“他……他还能活吗?”(17)与张三丰下山求医时首先想到的是俞岱岩的伤势，就连张三丰也暗自赞叹，被周芷若刺中后也替周芷若开脱罪责，认为是周芷若被逼无奈。这需要何等的胸襟。他处处为人设卢，就连比武也怕伤了别人的颜面。他学得了无双的医术，替人解除病痛。佛教提倡道德实践，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 “……提出要广修四摄、……其中第一项是广行布施……三是无畏施，对结冤者进行调解，对受灾病者解救其危难等等。第二项应做之事是利行，主张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热心帮助别人，为别人办好事、办实事……”(18) 张无忌的一切行为都在围绕这一教义而展开。他做大善之事，为大义而忘私仇，不惜违背儒家“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主张，不但放弃了亲仇，甚至为仇人做事，远赴大都救他们，只为“武林一脉”，为的是顾全江湖大义，反元大计。救万民于水火，他为救明教教众，独自一人迎战六大派高手，为阻止纷争，竭力解决了明教与六大派的恩怨，或施恩，或阻止。他固然顾全了大义，但他不愿伤害别人，一味宽容的思想，却又让他显得十分无奈与软弱。对于爱情他束手无策，始终惧怕伤害到其他人而不敢对任何一个女性吐露衷情。对殷离所讲的只是为了安慰殷离，对周芷若讲情话是在误认为赵敏杀殷离夺宝刀而且谢逊给二人订婚之后。直到周芷若一再相逼之后才说出最爱的是赵敏。他的这种宽容，仁慈让他显得软弱而无奈，他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只会是“爱的问题只是‘被爱’的问题，而不是爱的问题”(19)。他要保持“君子”人格，又要处处为人设想，注重“慈悲”、“宽容”。而又不能像张三丰一样抛开儿女私情。自然就要产生冲突与无奈了。这种冲突还表现在他的事业上，而且这种冲突更明显。他要行大善。培根认为“善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20)这与佛教教义是相符的，具体到书中就是要率领江湖豪杰，推翻元朝的统治，也就是儒家的“仕进”思想。这一点也符合道家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启示，即“替天行道。”这就使他陷入维谷之中，要率人起义，杀人流血，这与“慈悲有所冲突。一方面“君子”人格，“侠者之风”决定了他不能讲阴险、用诡计，这与成帝王者是冲突的，所以他只好大干一场后，被逼悄然隐退了，他的“侠者之风”，为侠这本的种种限制，压得他十分无奈，尤其是险恶、阴谋之前常常饱受伤害，这才使他有时也就试图通过道家思想来解脱，因而有时也会崇尚自然，怀念冰火岛的生活，习成九阳神功后不愿离开深谷。不过这样道家思想的闪现只是短暂。他还是得出来行“无畏施”与“利行”。 金庸尽管对于每一种思想的剖析与展现都不是十分到位，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他的努力与探求，他试图集诸家之长来刻划张无忌，而这样的最终结果却塑造了一个多了几分无奈，少了几分果敢，善良多情的人物形象，他的性格多重复杂。正因这种杂揉的思想组合，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冲突。尽管他完成了使命，但他却是无奈的，是失落的。 三、金庸人物形象塑造对当代小说的启示 1.回归“人性”。 金庸塑造了丰富众多的人物形象，从侠到小人、巨盗，奸诈之徒到穷凶极恶之辈。纷纭复杂，而就其主人公形象来看，由其作品的先后顺序来看，他是沿一条儒—道—佛的思路来塑造人物的。陈家洛、杨过、段誉匀为代表。不管怎么样，这些人物中都有一些儒一些的思想，有时几种思想又不是清楚明白地可以完分割裂，而有一种混杂性。这样的结果，虽然着力不少，但讲到深刻鲜明，却及不上韦小宝。容其原因，就在于韦小宝的人格揭露最真实。这证明了作家的落足点主要地还是要放在人性上。正如“阿Q”的人性体现了一种国民劣根性，才有如此深远的影响。而现在不少作品却一味追求荒诞怪异，这是不成功的，起码不是高层次的创作追求。 2.让思想决定性格，由性格决定行为。 金庸笔下的人物绝不会让你觉得莫名其妙，全因其不是让自己的意志左右主人公的行动，而且让主人公用自己的思想来决定性格，从而做出与性格相符的行为。郭靖要做的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因而他不会明哲保身以求安逸，最终他还是“战死襄阳”。陈家洛要救国救民，他一生信奉儒家思想，一贯中庸平和，什么都可以抛弃(为一救国救民)。因此他绝不应该美满地退隐，而只能是一种被逼的无奈。这样往往让作品更可信，也更具感染力。当代小说在人物塑造上也该努力做到不用作者的意志左右主人公的行动。给主人公以更大的自由空间，而不至于变为一具供作者随意驱使的行尸走肉。同时，从金庸对人物的刻划上，我们还看到了用通俗文化来传播精英文化的途径。严家炎先生的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20)在我看来，金庸还是用通俗文化传播、阐释传统文化的高手。小时候，如秦琼、程咬金、岳飞等历史人物的熟悉主要还是通过通俗演义而不是正史经书。这就正印证了金庸的成功。精英小说、精英文化不一定非要走一条深奥高深而又苦涩的道路。不妨从道路上下下功夫。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如金庸般，让通俗小说也透出文化的气息。然而，金庸的这种做法，虽然取得很大成功，却也不见得就是十分完善的。这种让一部作品有太多的思想做法，面面俱到，难免难以深入。因此，金庸的作品中许多思想尝试是欠缺的，不过，这样才是通俗，因此我们不能苟求金庸，毕竟他在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结合发展上迈出了很大的一步。真诚地希望当代小说能由此继续发展。把“雅”与“俗”更完善地结合起来。 注释： ①严家炎《世纪的足音，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P196页，作家出版社 1996.8. ②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代序》P2页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北京第二版 ③同② P1—2页 ④钟晓毅、费勇《金庸传奇》P93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1月第二版 ⑤金庸《倚天屠龙记》P759页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4.5. ⑥、⑦转自郑元春《侠客史》第三章第二节(P97、98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11月1版 ⑧韩非子《五蠹》 ⑨韩非子《八说》 ⑩司马迁《史记》P896页 岳麓书社出版 1988年10月1版 (11)董乃斌《侠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转自郑元春《侠客史》前言P2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11月1版 (12)《论语、阳货》徐志刚《论语通译》P231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北京1版 (13)徐志刚《论语通译》P40页《论语、阳货》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北京1版 (13)徐志刚《论语通译》P40页《论语、阳货》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北京版 (14)《论语、子张》 同上 P242页 (15)《论语、为政》同上 P19页 (16)金庸《倚天屠龙记》 P207页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4.5 (17)同上 P248页 (18)郑元春《侠客史》P99—100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11月1版 (19)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P114页 中国科技出版社 (20)同① P197页 参考书目： 《香港文学初探》(黄维梁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金庸小说人物论》(陈墨 白花洲文艺出版社) 《道教与超越》 (徐北仁 中国华侨出版社) 《德性与功夫——中国人的修养观》(张践 云南人民出版社)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文明与缺撼》费洛伊德 作者邮箱： zhuimong@tom.com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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