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普通话:为母亲语言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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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报  2003-09-16  本报通讯员 袁钟瑞 本报记者 潘国霖

 

   1.北方人在广州的公园里打听“缆车”在哪儿,按回答寻去,找到的是“男厕”; 

  2.一广西籍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听的是“该死”,全场愕然; 

  3.上海一检察官到哈尔滨出差,服务员问他有没有“家伙什儿”(枪支),检察官不悦,怪她怎么老追问有没有“家务事儿”; 

  4.列车广播员分不清“常州”和“沧州”,害得旅客下错了车; 

  5.在外人听来,胶东人分不清“油”和“肉”,辽宁人分不清“人”和“银”,南京人则分不清“河南”和“荷兰”; 

  6.上政治经济课,广东籍教师反复讲“西游记”,同学们摸不着头脑,后见教师板书,方知说的是“私有制”…… 

  我国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使用约80种语言,仅其中的汉语,就分成北方、吴、赣、湘、粤、闽、客家等多种大方言,每种大方言下又分为若干次方言,次方言下又有无数种土语。各种方言土语之间,难以听懂甚至无法沟通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此泱泱大国,倘若没有一种全国通行的语言,如何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98岁的语言文字学大师周有光说:“一国人民,如果语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盘散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幸而,我们有普通话!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现代汉语的标准形式。普通话既是汉民族共同语,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民族共同语。从先秦的雅言、汉代的通语到明清的官话,从民国的国语到现在的普通话,民族共同语一脉相承。如今,普通话在台湾仍称“国语”,在海外华人中称“华语”。外国人旧称普通话为Mandarin,今多直呼为putonghua。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推广普通话的强大客观动力 

  在古代,雅言、通语、官话为官员、书生、商人所专享,黎民百姓既无说民族共同语的需求,更无学民族共同语的机会。尽管历史上曾有过“书同文”的光辉一页,然而却始终未能推行“语同音”,就在于小农经济社会无须全民都说民族共同语,落后的国民教育制约着民族共同语的推行,直至新中国之初我国的文盲率还高达80%以上,这种民众文化素质就决定了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群众性工作。 

  方言是与小农经济相联系的,民族共同语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普及民族共同语是工业化的要求。欧洲早在300多年前,日本也在100多年前就实现了民族共同语的普及。 

  百年前的中国,普及国语之梦与工业救国之梦相伴而生。尽管国语推广历史从晚清就开始了,尽管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与白话文运动一起发展的国语运动,无数先贤为推广民族共同语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但国家羸弱,民族多难,民生凋敝,国民教育不能普及,国语也不可能推广和普及。 

  新中国建立伊始,虽百废待兴,但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关怀下,推广普通话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政府日程。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陈毅出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主任,各地相继建立“推普”机构,全国掀起学习普通话的热潮。文革期间,推广普通话工作虽受到严重影响,然而空前规模的“大串联”、“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活动却把普通话带到全国各地,反倒使普通话得到广泛传播。这也算是历史的黑色幽默吧。 

  改革开放以来,推广普通话步伐加快,力度加大。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写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成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推广普通话步入快车道。1990年以来,国家教委、国家语委陆续发出各级各类学校普及普通话的通知并进行检查评估。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更加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中文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这持续地、迅猛地促进了人口流动。今天,在任何一座小城里,随处都能遇到外来打工者——当保安员的、做小保姆的,开电梯的,送纯净水、快餐的、装修房屋的,还有数量十分可观的教师、医师、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和IT产品、技术推销等人员,在广袤大地上有序或无序地涌动。 

  伴随人口流动的是语言的流动,而这些流动人口为了谋生和竞争,都不得不操着带家乡音的普通话进行交际,从而推动了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的普及。强大的普通话潮流有力地冲击着各地封闭的方言环境,在那些经济发展的城镇形成许多人口流动“洼地”,成了讲普通话最集中的地方。佛山某纺织厂里2000多名女工来自江西,说“井冈山牌”普通话,工厂的领导、技术员必须改广东话为“岭南牌”普通话对她们进行训练和管理。外来人员在方言区,出门乘车,到商场买东西,上医院看病,去邮局汇款,都要讲普通话,否则难与当地和外来人打交道。南方的学校,调来了北方老师,用普通话讲课,入学的孩子只好学起普通话。这正像东莞人说的那样——普通话和广东话一样,都成了我们这儿的通用语言了!1991年,笔者曾问佛山市财政局一位科长:“你上次讲普通话是什么时候?”科长想了想才说:“大概四五年前吧,因为接待北方客人,说过一次普通话。”曾几何时,方言势力最强大的珠江三角洲,语言环境也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 

  跨地域的经济协作、投资招商、商品展销、交流培训、旅游观光及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等,离不开普通话。很多企业招聘员工把会说普通话列入录用条件,很多城市要求年轻干部“四会”——会计算机、会开汽车、会外语、会普通话。人们听、说普通话的机会多了,不得不说普通话的场合也越来越多了。电子邮件寄出需用普通话,手机短信发送需用普通话,这些都要用汉语拼音拼写普通话。绝大多数人在键盘上处理文件都离不开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在普及教育、适应信息发展的时代,方言语音在向普通话悄悄靠拢,土得掉渣儿的方言词语在普通话面前悄然隐退。 

  2000年10月31日,颁布了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由江泽民主席签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明文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公民有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等。此后,许多国家部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纷纷发出加强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通知。教师、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师范学生、国家公务员、列车广播员等积极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普通话水平达标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中宣部、教育部、人事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解放军总政、国家语委、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推普周活动。每逢九月,语言工作者会同广大学校师生及各行业系统的干部、群众一起积极参与推广普通话的宣传活动。近些年来,热心推普的人越来越多,主动报道推普的媒体越来越多,愿意资助推普活动的企业也日渐增多。 

  总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推广普通话的强大客观动力,法律和政府对社会普通话走热进行因势利导,把推广普通话引向一个新的境界。 

  推广普通话的关键在于语言观念的更新 

  尽管推广普通话工作力度在逐步加大,有的地方还实行了持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制度,尽管以学校、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和公共服务行业为重点的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已经启动,很多行业单位制定了推广普通话的规章制度,但并非意味着推普之舟从此一帆风顺。从说惯了家乡土话到改说国家通用语言,不仅是能力问题,更主要的是观念问题。当前推广普通话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还有多少人不会说普通话,而在于很多人本来会说普通话却不愿意说、不好意思说。 

  某大城市一位中年校长,当初任教时,曾用普通话讲课,后来当了领导,便不说普通话了。 

  18岁的女儿问爸爸会不会说普通话,爸爸笑而不语。女儿再三央求,爸爸还是不好意思张口。笔者曾接受四川一年轻记者用方言采访。问她为什么不说普通话,答曰“不好意思”。笔者说:“作为新闻记者,你的职业语言应该是普通话;你采访对象是外地人,又涉及的是推广普通话的内容,更应该说普通话。”她仍含笑不语。电视上曾播出郑州一记者采访出租车司机的镜头,记者手持话筒说方言,司机却用普通话回答。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出租车司机比电视台记者离市场经济更近一些。 

  思想认识常常落后于客观存在。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信息化浪潮方兴未艾,然而不少人的语言观念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宁卖祖宗坑,不改祖宗声”的封建意识也许不那么强烈了,但是一改多年习惯而说普通话,大概还需要鼓起一点儿勇气来。在有的地方,这种保守的语言观念表现为盲目的方言优越感,例如报载上海交警用普通话纠正违章,得到的是嘲讽:“哈,还要跟我开国语!”在另一些地方,会认为说普通话是“打官腔”,是忘了家乡,丢了根本!在电视屏幕上常常看到,不少国家公务员对着采访话筒讲方言,检察官、律师和法官用方言提起公诉、进行辩论和宣布判决。 

  社会变革时期,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相互交织,也相互斗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增强,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面日益扩大,使得体现国家意识、法制意识、现代意识的新的语言观念正在迅速地占领越来越多的人群: 

  ——宁波一位市领导在干部大会上问:“我说的是宁波话,听不懂的请举手。”大家说我们都是本地人,你就放心讲吧。没想到市领导说:“都听得懂不是好事情,说明我们的外来干部太少,宁波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 

  ——佛山一位副市长说:“当着外地客人说本地方言,不仅是对客人的不尊重,而且会使客人对我们产生不信任感。” 

  ——广州南方百货大厦一位营业员说:“过去不愿意说普通话,是因为跟面子联系在一起;现在愿意说普通话,是因为跟票子联系在一起。” 

  ——辽西山区的一位村长对回乡探亲的年轻干部说:“你在外多年怎么还说土话呀?眼下咱村里都学普通话呢。咱村的产品远销南方,跟人家说土话,人家会嫌咱们的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城市里如果只流通本地方言,这个城市必定是比较封闭的;如果在一个城市里能听到许多种类的语言和方言,并且通行普通话,那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必定很高。歧视和排斥普通话的心理,其实是小农经济意识的残余。至于在公众场合因为怕人笑话而不说普通话,他就没想到,自己满口方言土语,外来客人难道不会更笑话你吗? 

  人们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不但认识了普通话的实用价值,而且逐步认识了普通话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普通话是文化语言。从古至今,汉民族共同语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学校教授普通话的主渠道是语文课堂,绝大部分课文是用普通话写成的文学、艺术、政治和科学著作,就是文言文也是用普通话讲解和诵读的,史、地、数、理、化、生等课程的教材也是用普通话写作的。 

  至于讲课,国家更是要求教师使用普通话的。学生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就是吸收中外优秀文化的过程,掌握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和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成为文化修养程度的外在标志之一。 

  普通话是美的语言,是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平升曲降的声调和切分整齐的音节使汉语天然地带有音乐性。从形式上看,语音美和节奏美体现着普通话的可感形象性,是汉语一般形式美的升华;从内容上看,其社会功利性在于它所包含的社会生活,体现着任何方言都无法比拟的实用价值和文化内涵。换言之,普通话的形式美与其实用价值、文化价值相结合,凝成普通话的审美价值。 

  年轻人特别看重这些。他们努力学用普通话,把说好普通话看作是充实自我、完美自我的重要手段,是对美的自觉追求。洛阳大学生的口号是“说好普通话,高雅又潇洒”,重庆大学生的口号是“让标准语显示你的魅力,用普通话播撒我的温馨”。 

  学校是普及普通话的最重要基地 

  周有光先生说方言是“母亲语言”,民族共同语是“教师语言”。因为一般而言,方言是小儿哑哑学语时跟母亲学会的,民族共同语是上学以后跟老师学会的。因此方言是生活语言,民族共同语是文化语言。 

  民族共同语的普及,从根本上说靠学校教育。什么叫做“普及”?周先生认为“普及”的一般标准是学校完全用共同语作为校园语言,公共场所完全用共同语作为交际语言。周先生指出:“共同语是否普及,首先在全国学校成为校园语言,是教育‘成年’的标志”。 

  毋庸置疑,学校承担着共同语的普及重任。民国以后,中小学语文课曾称作“国语”,标明语文课的任务就是进行共同语教育。曾有一段时间,人们争论到底什么是“语文”。其实,新中国第一个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50年)就明确规定:“所谓语文,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成的语体文。”由此看来,语文课讲究“听、说、读、写”基本功,而听的、说的、读的、写的,一般都是普通话。 

  长期以来语文课重“读、写”轻“听、说”,极大地影响了推普,直到今天,不仅在乡村,就是在城市,用方言讲课的各科教师仍大有人在,教授、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用方言包装自己并不新鲜。“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用普通话教学是合格教师的必备条件之一”,在不少学校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标语上。在一些重点学校,“用普通话教学会影响教学质量”、“用普通话教学不如用方言讲得具体、生动”的说法时有所闻。殊不知,用方言进行教学,这本身就不符合教学基本要求,那本来意义的教学质量又从何谈起呢? 

  究其原因,“听、说”训练在语文教学中被削弱,主要来自升学应试压力的影响。除了报考表演、播音等极少数专业需要应付面试外,决定学生升学命运的只是书面的考卷。自隋朝兴办科举以来,学子单凭一纸一笔就能金榜题名,这足见重“读、写”轻“听、说”的深刻历史原因。 

  教育是最具时代特色的,“与时俱进”是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它所提到的5种能力均离不开语言文字能力的运用。新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突出了语言应用能力的要求。21世纪是高科技异常发展的时代,会说流畅标准的普通话,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加上掌握一两门外国语和熟练操作计算机,这样的学生在学业、择业和事业的竞争中必然处于优势地位。很难想象,一个连国家通用语言都不会说的青年能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游刃有余。 

  学校普及普通话的工作如何,决定着全社会普及普通话的进程。要如期实现2010年在全社会范围内初步普及普通话的目标,学校必须提早达到普及普通话的基本要求。越来越多的学校认识到,把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要求纳入培养目标,纳入管理常规,纳入基本功训练,渗透到德、智、体、美和社会实践等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不仅是普及普通话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而且是促进素质教育深入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教育部、国家语委今年将启动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活动,必将激励更多学校焕发出普及普通话的热情。 

  走出“母亲语言”的小田园,跨向民族共同语的大天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普及普通话,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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