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毛泽东晚年诗词批评与定位的若干思考(网友来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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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明珠 摘要： 毛泽东晚年诗词是毛泽东诗词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本文对毛泽东晚年诗词客观地进行了历史地审美地批评，并试图从毛泽东以俄为师又以苏为鉴地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成败得失对毛泽东晚年影响的角度，诠释毛泽东晚年的诗心。论定毛泽东作为诗人是诗国当之无愧的诗天子，毛泽东晚年诗词是中国诗歌史上又一座最新的高峰，毛泽东晚年诗词作为最能表现和代表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珍贵文化遗产必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关键词： 毛泽东诗词；晚年；审美批评；诗心；历史定位 六十年代，国际风云变幻多端，毛泽东本人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1961年2月到1965年秋，生前定稿诗词有11首，其中《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和《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两首是去世后才公开发表的，生前已发表的有9首。作者去世后，根据生前审定的抄件刊印的有2首。根据抄件刊印的有5首。其他在毛泽东逝世后散见于回忆文章或研究著作的诗词，据季世昌《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所收尚有11首 。如就诗而论，凡不是他自己生前定稿的诗词，除极少数篇章外，其余的都可以说是文献价值不小，文学价值不大。我认为，我们现在如果研究毛泽东晚年诗词创作得失，固然可以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他的全部作品作为对象，但要给毛泽东晚年诗词以历史定位，还应尊重他本人的意愿，以他生前手定的作品为主，其它只作为参考。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也是世界的一个伟大人物，毛泽东诗词是过去也是将来的永恒话题——不论接受者喜爱与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对任何对象进行科学研究，都必须以平和的心态、理性的思考为前提，以正确的理论 、过硬的事实为依据，毛泽东诗词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否则，过分情绪化的任意拔高或全盘否定 ，都只能反映出研究者本人缺乏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存有个人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还要远。 毛泽东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诗人，“世界上，即使最反共反毛的人士，都要拜读毛泽东诗词，都折服于毛泽东诗词的非凡魅力。” 诚如同是杰出诗人的贺敬之所说：“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举世公认的伟大诗人。他的诗词，是从中国革命的曲折而豪迈的历史进程中升华、结晶出来的诗的瑰宝，具有宏大的历史气魄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同时又记录了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革命情怀。毛泽东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情操，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迈奇美的艺术想象，高华精美的韵调辞彩，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 毛泽东一生诗词创作有几个高潮，大多是他在中国革命处境艰难的时候，而晚年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个高峰。极左的年代，对毛泽东晚年诗词给予无与伦比的赞扬，拨乱反正以后，由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又有一些人对其进行了不加分析的批判。实事求是地探讨毛泽东晚年诗词（这里专指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诗词），给以恰当的历史定位，是一个严肃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 审美批评 郭沫若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中创出有，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马克思在1879年4月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曾说：“对于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所谓“作者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作者明确意识到的作品的意义。“作者实际提供的东西”，是作者未必意识到的存在于作品中客观意义。一般说来作者实际提供的意义总要大于作者自认为提供的意义，越是优秀的作品越是如此。这应该说是文艺中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比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说不尽的《红楼梦》”等等。审美批评当然不能不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但并不是机械、被动地接受，而是要充分调动批评主体的思维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去拓展作品实际存在的的审美意义，使其审美价值得到充分展现。同时对创作主体的评价， 既必须是历史的，也应是审美的。 毛泽东诗词——当然是指全部优秀作品。而且我还以为，毛泽东晚年的诗词（不包括那些算不上创作的）比他任何时期的诗词都更能显示毛泽东诗词的特殊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 这可以从创作主体的伟大与诗词本身杰出两方面来谈。 先说创作主体毛泽东。毛泽东尽管晚年犯了错误，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否定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我很赞成黄克诚同志的讲话：“还有一点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是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的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他不要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只要留一个：伟大导师，并且说明就是英语TEACHER（教师），他本来就是教师。虽然他最喜欢人称他为“导师”，这只是他本人的自我认定，其实他最恰当的角色应该定位为“战士”或者叫“斗士”。毛泽东的人生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斗！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其乐无穷。 毛泽东晚年在共和国进入建国以来最困难时期时，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英雄气概和战士风采。丁毅先生在他的《毛泽东诗词创作七期论》一文中，把这一时期算作第六、第七期。这一阶段创作的与文革有关的诗词即：《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七律·洪都》（1965年）《七律·有所思》（1966年6月）《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丁毅先生对这些诗词做了逐首分析，极富创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发动文革初衷流露，‘斥晏每闻欺大鸟’说自己不堪忍受欺负。《贺新郎·读史》：阶级斗争史观概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支撑点。《念奴娇·井冈山》：对即将发动革命远景展示——‘万怪烟消云落’。《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发动一场革命的决心。《念奴娇·鸟儿问答》：预料革命对象必败的结局。《七律·洪都》：指革命目的是为‘彩云长在有新天’，培养一代新人‘江草江花处处鲜’。《七律·有所思》：对革命闯将的关切。《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借肯定古人肯定自己行动的合理性。” 我本人基本赞成某些论者尚有争议的看法，我们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确有向早年回归之势，特别是早在“新民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时期形成的乌托邦思想更是在晚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面目主宰了中国的命运。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先说军队，认为“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军队应能“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然后，他又设想工人、农民、学生：“同样，工人也要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则“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在这个乌托邦里，农林牧副渔、军事、政治、文化、工厂，应有尽有。当时《人民日报》社论说这就是消灭三大差别，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这也许是毛泽东引以为自豪“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具体实践吧！在所有人中，毛泽东都提出了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任务，可见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仇恨之深，所以任何一个在他看来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都在打倒之列，哪怕是一小截“资本主义尾巴”也必割之而后快。他的这个著名的“五·七指示”带给国人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这正应了西方的一句名言，“通往地狱之门的路，是用天堂理想的砖铺成的”。也许毛泽东直到去世也没想通，他以绝对的权威推行的为实现无比完美的理想的运动，怎么会变成一场民族灾难。 再说毛泽东晚年诗词——“作者实际提供的东西”。（马克思语） 首先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任何人能否认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但我们遍检毛诗，会发现他在前期所写，最多的是为反抗国内阶级压迫，为建立新中国而百折不挠的英勇奋斗，慷慨悲壮的激越的歌唱，这可以《七律·长征》和《沁园春·雪》为代表。毛泽东作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带领广大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当然是最大的爱国。但这还只是表现了中国被压迫阶级对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精神，而不足以表现整个中华民族在面临外族入侵时的不屈的民族气节，众所周知在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忙于指挥对日作战，几乎没有写诗，目前只有约写于1943年3 月的一首《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60年代，面对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我国的围攻，毛泽东写下了最能显示中华民族精神的雄伟史诗：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 1963年1月9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些诗词的战斗精神，爱国情怀，是几千年来从许穆夫人到屈原，从陆游到秋瑾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最强音。这些诗词不仅放在毛泽东全部诗词中是最光彩夺目的，放在整个中国诗史上也是最优秀的，堪称千古绝唱。 其次是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元人元好问论诗注重“骨力标格”，常以“风云气少，儿女情多”自警。他曾根据他老师王中立的观点写过一首论诗诗：“‘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借元好问的话来为我所用，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晚年诗词最突出的审美价值便是“风云气壮”。据毛泽东卫士张仙朋回忆，毛泽东在一次跟他谈话中说：“你看过我的诗词吗？我喜欢有英雄气的。你们应当有雄心大志，要英雄气壮，不要儿女情长。” 毛泽东的反修反霸诗，就其涉及的具体事情或某些论断而言，容有不妥或不对的地方，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但是像《杂言诗·八连颂》（1963年8月1日）这样的诗则永远值得我们牢记在心：“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如果容许我有个人偏爱的话，我最喜欢《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91961年9月9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何等英雄气壮啊！诗词中所表现出来不信邪、不怕鬼、不向任何敌人低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自尊、自立、自强的英雄气概，应是一个长期处于被压迫现在也还时时面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威胁的民族全体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永远保持并发扬光大，决不能因毛泽东已离开人世或晚年犯了错误而有丝毫动摇甚至抛弃。在此，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我对马克思论断的坚决拥护：“对于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写诗词时本意是一回事，时过境迁，我们能从毛泽东诗词读出远比他的本意多得多新意来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再次是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没有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毛泽东是伟人，当然应该有比常人更伟大的理想。毛泽东的理想是什么呢？这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也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建设一个人间天堂，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可以说是毛泽东一以贯之从未动摇过的一生追求，而且越到晚年越执着。请看： 《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读陆游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里的梅花已经完全成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敌对势力多么强大，她都能坚守信仰，坚持斗争，保持革命气节。她没有任何私欲，只有为共产主义在全球实现而奋斗的豪情，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共产主义者要抓紧时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过，毛泽东晚年诗词中的理想也不能完全肯定，因为其中有不少由于超越了必不可少的阶段而成为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想。特别是试图一夜之间实现共产主义以及为实现自己理想而不顾一切的拼命精神，更是要不得。他自己说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实际上还不如说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到南墙不撞倒南墙也不回头”。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除了他对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外，还因为他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可是却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阻碍了他理想的实现。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无疑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所以他要亲自率领“造反有理”的人民群众起来“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走资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是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任何美好的理想要实现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艰难险阻，倘若没有蔑视困难，勇往直前的乐观精神，一遇挫折，那么，“英雄气壮”是很容易变成“英雄气短”的。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首先表现在他的无比自信，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做学生时就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再后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了晚年，他的乐观一是表现在他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极端蔑视：“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二是表现为他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坚信不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常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毛泽东的乐观主义若从他与同时代的人相比中还可以看得更明显。鲁迅是毛泽东最尊敬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名句也是毛泽东最喜爱的，可我们如果看下全诗，即可发现他与毛泽东在面对困难时态度还是有区别的：“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自嘲》）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仍不免有些文人的自我解嘲与调侃，相比之下毛泽东就从未有过这种感情流露，他比鲁迅的骨头还要硬，他有的只是把一切反动派都看作纸老虎，是苍蝇、蚂蚁、蚍蜉、蓬间雀，对他们嬉笑怒骂，冷嘲热讽。 第四是圣洁的人间真情的歌咏。我曾说过“‘情圣’既然已被梁启超送给了杜甫，而又有人称毛泽东为‘诗雄’，我再给他上个尊号：‘情雄’。‘雄’者，雄视百代也。他既豪情似火万丈，又柔情似水无边。”“从情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诗词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抒豪情的，一类是诉柔情的。”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晚年诗词中有两首极为特殊，一是《七律·答友人》（1961年）：“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另一首是《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晏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解说虽也有分歧，但基本上都还说得过去。而对《七律·答友人》一诗，解说虽多，但几乎都没搔着痒处。倒是竹内实先生在《毛泽东的诗与人生》里的说法与毛泽东的本意有点暗合。据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介绍，1975年，一天，他对在身边给他读书的芦荻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而‘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我们以为，此诗必须从怀念杨开慧角度来解，方是的解。前两句是九嶷山上白云飘飘，帝子——杨开慧离开了“重霄九”居所，凭着天风驾着白云降到了“九嶷山”上，在一枝枝当年曾因洒下娥皇女英泪水而留下斑斑点点的湘妃竹上，还有她不久前听到“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而流下的泪滴，她身穿用万朵红霞织成艳丽夺目的百重衣衫，站在高高的九嶷山上，放眼望去，只见故乡的洞庭湖涌起雪白的波浪直欲上与天连，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正唱着非常动人的歌。我（毛泽东）也因为她回到家乡而梦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整个芙蓉国——中国是一片朝霞映红的神奇的世界。竹内实先生说：“这是一首歌颂祖国的爱国诗，像这样内容充实，诗句华丽的赞美祖国的诗，过去任何一位诗人也未曾做过。” 我以为这更是一首无比美丽的爱情诗，也是过去任何一位诗人未曾做过的，是毛泽东一往情深的最美的爱的歌唱。 以上我们分析了毛泽东晚年诗词在思想内容上的特点。下面我们再简要分析下艺术上的特色。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很多，为了避免人云亦云，我仅举其荦荦大者而断以臆说。 第一，意象壮阔，意气风发。毛泽东前期诗作艺术上气势磅礴而又含蕴深厚，可说是意与境浑。晚年略有不同，除极少数如《七律·答友人》、《卜算子·咏梅》外，其它大部分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样情景交融，往往是或以意胜或以气胜。而且借景抒情越来越少，借题发挥越来越多，像《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一首诗中两次用到“天”，还有他特别喜欢用的“万”、“飞”字，可如果你对诗有感觉的话，你会发现它一点不像他自己极力称赞的唐诗，而更像他不大赞成的宋诗。毛泽东写这首诗不是“言志”，不是“抒情”，而是“说话”，是“出气”，你首先不是被它感动像你读他的也是写冬天的《沁园春·雪》那样，而是被他“英雄气壮”所征服，有“说得太好了，说出了我们早已想说的话”的那种解气的快感。 第二，汪洋恣肆，款坎鞺鞳。毛泽东前期诗词语言，设色浓丽，音韵和谐。到了晚年，他的诗词的语言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少数诗词如《七律·答友人》及稍前点的《七律·登庐山》外，其它绝大多数作品的都不是云灿风华，而是冷嘲热讽嬉笑怒骂，肆口而成，绝代风华。是拿诗词当散曲写，像读报诗，基本上采用赋的铺陈描画法，或者拿诗词当文章写，而且是当杂文写。以口语入诗，以俗语入诗，以对话入诗。例如：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鲲鹏展翅，几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到：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杂言诗·八连颂》（1963年8月1日）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些诗词的语言真正做到了随意驱遣，纵情挥洒，全不受清规戒律束缚，较之东坡的铁板铜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二 诗心探微 毛泽东晚年诗词是他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我们说它们最能代表毛泽东诗词风格，主要就是从它们最典型地塑造了诗人光辉的形象，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精神。我们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下面我们将结合历史背景探讨下毛泽东的诗心。 毛泽东晚年诗词基本上是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诗的思考与回答，而要理解毛泽东写作这些诗词时的心态，就必须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不能不论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我们对毛泽东晚年诗词也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去考察，才能做到真正的同情之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国家如何发展，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当时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在借鉴苏联模式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在基本倾向上，有较浓厚的空想色彩。因为既然把私有制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那么走公有化道路，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会被看成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走上繁荣昌盛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加上受到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由此出现了既脱离中国实际，又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不过其中也包含有不少正确的东西，而且由于毛泽东一贯的超前性，可能还有一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得正确的东西。 从1956年到1976年间发生的那些引起后人非议的政治运动，基本上都与大规模地聚敛资源、财富，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国家工业化有关。为此，支付一定的社会代价（包括牺牲某些人的政治生命）作为建立制度的成本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并非是像某些人讲的那样，是非要与某些人过不去，甚至完全归咎于什么个人道德。不错，当时，不仅是毛泽东，其它的中央领导和地方上不少领导也都或多或少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严重低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以为只要运用战争和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就能指日可待。但如果考虑中国是在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我们对毛泽东晚年所作所为及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不幸，也许会更多一些宽容与谅解。 1955年开始合作化“组织起来”时，刘少奇和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的邓子恢，的确意识到农户并不愿意加入合作社。因为他们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付出了生命和鲜血才获得了新中国政府给他们的一小块土地，全党通过的刘少奇有关“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述与农村集体化运动并不一致。邓子恢作为农工部长，自应保护农民利益。他们同意那些不够条件的合作社解散，也就是被人熟知的“砍社”。但这一切与毛泽东访苏争取投资未成，因此决心自力更生搞工业化、以集体化保证统购统销、从农村提取积累的战略思想显然是对立的。结果，中共中央农工部被撤销，邓子恢被免职。反右运动中很多“右派”提出的意见，大都反映工农群众的生活苦，劳动者受剥削，他们当时所引用的理论恰恰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但毛泽东要想继续完成国家工业化的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只能用政治的手段制止他们的发言。同样道理，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制止彭德怀的批评。1953—1960年中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从90．159亿元迅速增加到410．658亿元。国家工业化初期的积累速度和幅度都是惊人的。考虑到1960年夏，苏联曾单方面取消中苏国防技术协定，布加勒斯特会议又整中国，这种因国际政治斗争加剧，因而一面勒紧农民裤腰带，一面大干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大炼钢铁，当时就叫炼“争气钢”。不过，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来迫使弱小的私营资本演变为国家资本是容易的，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以集体化运动迫使占人口85%的农民交出生产资料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则要困难得多。这无异于使维系数千年的自给自足和自治自律为特征的农业文化人为割断，所以当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央农工部被撤销，反映农民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共和国元帅被打倒，那么，农民的反抗就是怠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破坏劳动工具、虐待牲畜等破坏性事件时有发生。毛泽东自己也说：“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1958）11月份以来这股‘共产风’大刮，农民反抗。”（转引自何新《毛泽东经济思想失误与文化大革命》见《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第355页，时事出版社2001年9月版）而在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劳动力的积极性下降直接影响农业产量。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农业产值所占绝对份额。因此，农业出现危机，没有自然灾害，没有敌对势力围攻，国民经济也会出现严重困难。 问题暴露出来以后，毛泽东并没有坚持错误。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960年12月3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逐步地搞，不能一下子搞得太多太快。”1961年8月23日，在庐山工作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的会议上说：“现在遭到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正是由于这些认识，毛泽东开始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说：“过去读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同时又开始读苏联当时最新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惜苏联的教科书又臭又长，又没有什么实在东西。毛泽东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实际上不是写法问题，而是看法问题，苏联的经济学界布哈林、普列奥布拉斯基及康德捷耶夫等被斯大林所镇压或放逐后，已无人敢于独立思考，只会演绎或照搬斯大林的话。苏联在列宁死后，经济界在围绕工业化模式选择问题上有过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在工业化不发达而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当时俄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80%）的苏联，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工业的积累资金究竟应该来源于何处？对于工业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可以把利润转化为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工业落后的农业国，只能把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建立在小农向市场提供的剩余产品上。这个问题当年困扰着苏联，此时也同样困扰着中国。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子恢及梁漱溟之间的争论的实质也就是这个，国民经济发展究竟是“农—轻—重”还是“重—轻—农”。斯大林正是用强制性的暴力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他所建立的集体农庄，近似于强制农民劳动的大型农业集中营。毛泽东虽没像斯大林那样，但他对人民公社是非常自信的 。斯大林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到1938年，就宣布“苏联要向共产主义前进”了 。毛泽东也说：“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 这就是后来风行天下的“穷过渡”，以及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正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中国版。但问题是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消灭贫穷，那搞社会主义所为何来？毛泽东后来发现他的这些思想不切实际，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如果说斯大林模式是在俄国半封建和沙皇专制主义社会文化背景下，体现一代革命党人的激进革命经济思想的产物，那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工业道路，可以说既是“以苏为鉴”又是“以俄为师”。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毛泽东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观意图上无可厚非，策略自然也不能说完全失误，但实际效果却一塌糊涂。农业生产极度衰退，以钢为纲（当时叫钢铁元帅升帐）拖垮了其它行业。尤其严重的是投资效益差，一些盲目大办，一哄而上的基建项目，因缺乏必要的资金、物质、技术等条件，长期不能竣工投产，无法形成现实生产力，造成很大的浪费，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节省下来的资金，有220亿元被白白浪费了，占投资总额的22%。 当然如果不发展到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及时改正已发现了的错误，中国也许已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毛泽东作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压力是巨大的，处境可想而知。国民经济极端困难，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到处都有饿死人的事发生，把这些完全推给自然灾害，可以欺人，但绝不能自欺。庐山会议上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胜利确实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并没有因自己的胜利而稍稍改变当时的内外交困，反而越来越严重。一方面他不服输，另一方面他一肚气；不服输，就顶着干，一肚气，就要写诗；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谈到《诗经》，他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气，他写诗？” 所以他这一时期的诗也是在心里有气的情况下写成的，为什么气？ 我们将从“反修反霸”和“不断革命”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当时头号霸权主义国家不是美国而是前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大搞大国沙文主义。1958年开始，苏共领导人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把中国纳入为其外交利益服务的轨道。1958年7月，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严词拒绝。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苏联领导人生怕中国此举会妨碍“苏美合作”，指责中方并希望中国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面对美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下决心要搞出自己的原子弹。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赫鲁晓夫嘲笑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连裤子也穿不上。”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说：“脱了裤子当掉，也要把尖端武器搞上去。”正是因为这个刺激，中国的原子弹计划以“596”作为代号。1960年6月，在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策动了对中共的围攻，对此中共代表团给予针锋相对的反击。1960年7月苏联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的合同。1960年10月，苏联和美国签定了《禁止核实验条约》企图阻止中国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的“反修诗”或“反霸诗”，作品主要有《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以及前两年的几首读报诗。《七绝·为女民兵题照》（1961年2月）、《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61年9月9日）、《杂言诗·八连颂》（1963年8月1日）虽不是专门针对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但其中所流露的感情也是同样的 。这些诗正是表现了他面对敌人压迫时的那几乎与生俱来的“不怕鬼”、不信邪的性格，显示了他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压倒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当时写作这些诗词的心态，我们可以从他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略窥一二。据陈晋在《在“不怕鬼”的背后》一文介绍，此书正是在国内外形势极为严峻的50年代末，毛泽东提议，何其芳具体负责编出来，到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更重要的是此书序言是经毛泽东反复修改定稿的，毛泽东在序言中以何其芳的口吻写道：“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的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很有必要。” 在这年的1月24日，毛泽东在审定何其芳写的序以后，给何其芳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书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在全国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非常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作用的。当然现在看来，当时反对苏联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维护自己独立自主地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批驳苏方错误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不合实际的东西，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如果说毛泽东的“反修反霸”诗，主要表现中国人民的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的话；那么，反映毛泽东的根深蒂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诗词，流露出的思想感情，主要是流露出他为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踌躇满志，以及挑选革命接班人失败后的难言之痛。这些作品有，《七律·答友人》（1961年）、《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七律·洪都》（1965年）、《七律·有所思》（1966年6月）等。理解这些诗词创作心态，恐怕要从毛泽东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误解入手。1958年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时省委领导写了篇《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文章，打了清样送给李达看，李达提了意见。其实，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主张超过马克思。他说：“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嘱咐梅白就这个问题请教李达。李达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使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目前我们党内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二是头脑发热。”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根本问题出在他误解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权利”概念 。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错误认识，导致了他在经济上推行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并成为他在政治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的和理论的根源。他的或激昂或悲凉的诗心，都是他在现实生活或顺利或沮丧的感情的自然流露。 三 历史定位 虽然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但这一切如仅从个人道德角度简单谴责或恶意诅咒，都谈不上是科学研究的态度 。而如果因此把毛泽东晚年诗词也一笔抹杀，那就更要不得了。 我们已经说过毛泽东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但毕竟是一代伟人。巴基斯坦前总统布托·佐勒菲卜尔·阿里说：“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 正是他领导中国人民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受人欺负的奇耻大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梦想，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些丰功伟绩是任何别有用心的人也绝对不能抹杀的。无论如何试图否认他是一代伟人也是绝对徒劳的。唯其是伟人，就自有伟人的情怀，伟人的咏唱。 毛泽东晚年诗词集中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勤劳勇敢、酷爱自由、不畏强暴、脚踏实地、坚毅不拔的现实奋斗壮志和豪迈奔放、追求理想、脱略俗尘、雄视高翥、慷慨纵横的浪漫求索雄心。 毛泽东晚年诗词全面展示了一代天骄的崇高形象——光辉的思想，博大的胸怀，宏伟的抱负和从不服输的顽强意志；革命的豪情，乐观的精神，英雄的气概和英勇无畏一往无前的胆略与气魄。 毛泽东诗词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善于创新的典范，诸多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大家对此已多有论及，我也在提交“第二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拙作《毛泽东诗词在中国诗歌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进程中的独特意义》中，从思想、感情、语言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证。而毛泽东晚年诗词中优秀作品更是已达到了文成法立，独步当代，雄视千古，比他前期诗词更为出色的境界。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毛泽东和他的晚年诗词，那么我就毫不犹豫地说： “毛泽东是诗国中当之无愧的诗天子，毛泽东晚年诗词是中国诗歌史上又一座无可企及的最新的高峰。” 这样说肯定会得罪一些自视甚高的诗人，但是没办法，事实就这样。一个外国友人说的“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话，无疑表达了所有人的共同的心声。日本著名学者武田泰淳先生，1964年12月在为被日本学术界称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的竹内实先生的著作《毛泽东的诗与人生》写后记时说：“当我写这个‘后记’时，虽然有‘伟人’、巨人’这类形容词使用过多和用得过度而难为情，不过尽管如此，它还是不能充分表达我那种‘地球上出了个巨人’的感慨。”他又说：“在自己的作品中贯彻执行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讲话’，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却无法割断把毛泽东的诗当作优秀文学作品的感佩。即便有人批评我不公正，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我对毛泽东的伟大行动的魅力以及从那里产生出来的以古典形式完成的诗的魅力不能视而不见。他的诗的优美近乎是像火与水、天与地合为一体迸发出威力无穷的奇观。” 我想无需再多引证，已经足以证明最能表现和代表中国人民伟大民族精神的还是毛泽东诗词（自然包括晚年诗词）。 今日中国也还是虎狼在侧，不是还有人挥舞人权的大棒，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对别国内政横加干涉吗？不是还有人把中国的台湾纳入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吗？不是还有人把中国列入其核打击的目标吗？某些对中国从不怀好意的外国人正虎视眈眈；国外的某些心怀不满的“中国人”在为虎作伥。100多年来，中国人几代人奋斗牺牲，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最珍贵的东西——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绝不能被廉价拍卖。 中华民族终归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最能表现和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毛泽东晚年诗词，必将作为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流传千秋万万代。 字数：19226 2002年4月12日—4月18日历时一周完成初稿。 2002年5月2日据请何火任先生审阅后意见定稿。 邮编：233100 地址：安徽省凤阳中学6073＃ 电话0550—6727756 手机：13083335396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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