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专辑背景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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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 铭 本文据《左传》《国语》《孟子》《史记》等古籍，朱熹《四书集注》、焦循《孟子正义》注疏以及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董洪利《孟子研究》等著作，为高中第五册“孟子专辑”五章内容提供相关简明背景材料，以期于教学有助。 桓文霸业 《齐桓晋文之事》关涉齐桓公、晋文公，他们是春秋时代两个最著名的霸主。 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活动时间为43年。齐桓公的霸业主要表现在：第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很长一段时间内，齐桓公以东方集团国家盟主的资格，多次主持会盟。这些会盟以鄄之会（前679）为起点，以葵丘之会（前651）为极盛。齐桓公主持会盟，与诸侯达成协定，反映了日益发展的经济迫切要求改变诸侯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顺应了时代潮流。第二，齐桓公推行强权政治，成功实现了“尊王攘夷”的战略和政策。“尊王”即尊重周室，挟天子以令诸侯。“攘夷”措施主要有伐山戎救燕（前664）、攻狄人封卫（前660）、率联军伐楚（前656）等。齐桓公煽动民族情绪，取得华夏族拥戴，不管其真实动机是什么，这种战略和政策迎合了当时中原人民的共同心理。“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同上），正反映了齐桓公之霸在华夏族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晋文公名重耳，公元前636年，重耳借秦国力量回到晋国，登上君位，时已62岁。齐桓公死，诸子争立，齐国霸权丧失。晋文公凭借自己的才干，采取正确的内政、外交措施，开始争夺霸权。晋文公“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国语·晋语》），团结了贵族集团，“公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阜隶食职，官宰食加”（同上），调动了各阶层积极性，“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同上），发展了社会经济。同时，接过“尊王攘夷”旗号，拒绝秦兵，独立勤王，赢得周王室尊重。这些政策、措施为晋国东扩准备了条件。其时，晋争霸的主要对手是楚。前632年，晋以出师援宋为名，在城濮与楚大战。是役以晋胜楚败告终，文公取威定霸，成为继齐桓公的一代霸主。桓公霸业及身而止，文公死（前628），晋国霸业尚维持多年。 《齐桓晋文之事》称“桓文之事”“后世无传”，是孟子的论辩策略，并不符合事实。《论语》《孟子》都提到齐桓公、晋文公。孟子对五霸的看法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这种持中立场与孟子“法先王”思想密切相关。 孟子游魏 《寡人之于国也》《孟子见梁惠王》两章与孟子游魏关系密切。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后，魏又称梁，魏惠王又称梁惠王。在梁惠王中晚期，由于魏国在几次重大战役中惨遭失败，失去了昔日的强盛。梁惠王说：“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齐、魏马陵之战（前341），魏割河西郡于秦（前340），楚、魏襄陵之战（前323），这些失败，使魏国实力锐减，梁惠王决心重振旗鼓，东山再起。于是，约在公元前321—前320年，梁惠王“卑词厚币以招贤者”，为振兴魏国聚集人才。在这种背景下，六十岁左右的孟子，率领门徒，“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浩浩荡荡来到魏国。 从《孟子》一书的记载看，孟子与梁惠王交谈不多，话不投机。梁惠王处于新败之后，他招贤的目的是希望游说之士为魏国的利益出谋划策，重振旗鼓报仇雪恨，因此，见到孟子劈口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而孟子游说的目的是要推行仁政，仁政以“义”为思想基础，而梁惠王讲利，两种思想针锋相对。因此，面对梁惠王的提问，孟子当头泼了一瓢冷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同上） 梁惠王的提问总是围绕着如何富国强兵，如何报仇雪恨，而孟子总是用仁政来回答，这对梁惠王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寡人之于国也》章就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梁惠王看来，孟子唱着“仁者无敌”的高调，娓娓动听，美妙无比，却与魏国的实际处境相差太远，所以梁惠王不可能把孟子的仁政理想付诸实施。因此，孟子在魏国虽然受到礼遇，但他的主张却根本行不通。从《孟子》的记载看，孟子以尖锐的言辞抨击了魏国的政治，在梁惠王面前表现了独立的个性和人格。孟子对梁惠王的评论是：这是一位“糜烂其民”的“不仁者”（《孟子·尽心下》）。 公元前319年，梁惠王去世，儿子梁襄王即位，孟子依然没有看到在魏国实现仁政的希望。《孟子见梁襄王》章记载了孟子与梁襄王的唯一一次谈话。孟子对梁襄王的印象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于是孟子彻底失望，离开魏国，第二次来到齐国。 孟子游齐 早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之世，孟子就到过齐国（具体时间已不可考）。齐威王是战国时代较有作为的君主，一心争霸中原，对孟子这样反对兼并战争、主张实行仁政的儒者不感兴趣。第一次在齐逗留期间，孟子没有受到齐威王的任用，《孟子》一书也没有记载他与齐威王的谈话。 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齐宣王继位。齐宣王好士，稷下学宫会聚了上千名士。孟子离开魏国，来到齐国，齐宣王对孟子敬若上宾，礼遇有加。齐宣王很想恢复齐国昔日的霸业，因而一见孟子便向他请教如何成就霸业之事，孟子的回答是用仁政，集中反映这一思想的便是《齐桓晋文之事》章。尽管孟子纵横论证，说理透彻，但在齐宣王看来，仁政善则善矣，毕竟不切实际。孟子与宣王交谈较多，内容亦比较广泛，除“仁政”这一核心问题外，还涉及音乐欣赏、邻国交往、猎场建制等问题。孟子将这些谈话统统巧妙地纳入仁政的轨道。《庄暴见孟子》一章即为一例。这些情形，在《孟子》一书中有详尽记载。 孟子在齐国先后逗留了六七年之久，本来孟子对齐国实行仁政抱有很大希望，认为齐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齐宣王又有“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孟子·梁惠王上》）的表态，在齐实行仁政易如反掌，但现实却使他多次碰壁。齐宣王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但从来没有认真采纳他的主张，虽然给他一个卿的位置，也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战。齐国出兵伐燕，攻占燕国，秦、赵、楚等国准备出兵攻齐。齐宣王十分紧张，向孟子问计。孟子劝他释放俘虏，归还重器，然后撤军，并与燕人相商，为燕国重立新君。但齐宣王未接受孟子的建议，结果燕人群起反抗齐国，把齐军赶出了燕。经过这场事变，孟子进一步看出齐宣王无意推行其政治主张，于是辞退卿位决意离齐。 齐宣王伐燕大败，“渐于孟子”，亲自来看他，又通过臣子挽留，答应“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公孙丑下》），让孟子在齐国作为一尊政治偶象，授徒讲学养老送终，但被孟子拒绝。孟子去齐之时，对仁政理想依然充满信心，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同上）。孟子去齐的时间大约在齐宣王八年（前312），时孟子已七十余岁，此后再无力量周游列国，乃退而与万章之徒著书立说。 仁政实践 《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本意在抨击“求富贵利达者”，《弈秋》章本意在谈“王之不智”，教材将其处理成独立的寓言（战国时尚无），但仍可看出与孟子思想的联系。孟子思想中，仁政思想是核心。从选文内容看，仁政思想至少包括了“制民之产”“恻隐之心”“与民同乐”“不嗜杀人”“庠序之教”等内容。孟子后半生的主要活动是四处奔走游说诸侯，宣传儒家的这种思想。孟子的足迹主要在邹、鲁、齐、滕、宋、魏等国。总的说来，孟子从事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在齐、魏两国的实践就是如此。 孟子早期在邹、鲁一带的活动，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后来，孟子听说刚即位不久的宋王偃想要实行仁政，就从齐国奔赴至宋。在孟子支持下，宋国果然实行了仁政，但是并没有完全按照孟子的主张做，而是在不少地方打了折扣，特别是仁政的一些经济措施（如关市之征），并没有认真实行。孟子在宋的时间约在公元前338—前328年，《孟子》所载的宋王偃是一个有仁政愿望的仁义之君，《史记》所载的宋王偃是一个无道昏君，大概在孟子离宋、宋君称王之后，宋王偃残暴昏庸的本性才逐渐暴露。 约在公元前322年，孟子来到滕国。滕文公对孟子言听计从。在孟子的支持下，滕文公实行了仁政。但滕国是弱小国家，位于齐、楚两大国之间，虽然竭尽全力侍奉大国，但被侵犯和被兼并的危险仍然时时威胁着它。大国稍有举动，滕文公就吓得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总想着如何苟延残喘。于是滕文公经常向孟子请教对策。面对强国的威胁，孟子也无能为力，所以孟子一面空喊“仁者无敌”，一面又无可奈何地劝滕文公听天由命。孟子在滕国大约数年，看到滕国不是实行仁政的理想之地，于是将希望完全寄诸大国，乃有后来的齐、魏之游。 从当时的情势看，孟子提出的仁政方案与时代不太合拍。诸侯“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本传）。孟子从儒家传统的仁学观念出发，主观地、片面地认为矛盾、战争、民生之苦等一切社会危机的出现都是由于统治者的“仁”不够，于是就设想了一套以仁学观念为核心、以民本思想为内容的仁政方案，结果处处碰壁。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仁政体现的民本思想、人文关怀，对统治者暴政的愤怒抨击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孟子的人格而言，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屡遭挫折而矢志不渝，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体现了儒家的经世淑世观念，却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基础教育21世纪 相关链接：作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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