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品与文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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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文如其人，一般情况下，文品与人品、诗格与人格是一致的，此乃普遍的规律；但也不尽然，两者之间并不一致甚至相反相对的例子不少，此乃特殊现象。清叶燮：“功名之士，必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厚大雅之响”，这两个“必”字，就下得过于片面、轻率了。 潘岳，就是一个能为泉石淡泊之音的“功名之士”。 有两个潘岳，皆功名之士。今潘岳号称我党最年轻的部级领导，兼理论家又诗词家。我说的古潘岳，更是横跨诗政两坛的大人物，在历史上既有许多佳话留香又有不少丑闻遗臭。 首先他是个著名的美男子。年青时喜欢乘车出游打猎，“安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扰，投之以果，遂满载以归。”（据《晋书·潘岳传》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后人常以潘安（潘岳字安仁）之貌比喻男子之美。《水浒传》中王婆的“嫖经五字诀”：“潘驴邓小闲”中的潘，便是说男人要嫖场得意，第一要“帅”。 其次他是个勤政的好官。他任河阳令时，勤于政事，号召种植果木，全县林木丛丛，桃李成片，人称“花县”；后转任怀县令，政绩卓著，擢升尚书度支郎，又升廷尉评（相当于司法部长）。 又其次他是个孝子。居洛阳城南洛河旁，养花植柳，结庐闲居，驾车奉母悠游，孝名远播。 更了不起的是，他还是个才华出众的大诗人。他从小聪慧，被乡里称为“奇童”，长大后善于辞令，长于铺陈，能诗擅赋，与陆机齐名，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称，梁代钟嵘的《诗品》列他为上品。他的悼亡诗，笔触细腻、情意真切，感人至深，后人写哀悼亡妻之作，皆以悼亡为题，他便是始作俑者。 他还“善为哀诔之文”，其中《马x督诔并序》不可不提。此诔作于元康七年。当时，氐人齐万年起兵；朝廷派夏侯骏、周处率兵征讨。由于周处为人刚 直，执法不避宠戚，得罪权贵，梁王彤和夏侯骏借机报复，致使周处孤军陷阵，弦绝矢尽，力战而亡。西晋守军纷纷弃土而去，储有粮草数百万石的□城也被重兵围困。在这危急关头，“位末名卑”的x督马敦奋勇而起，终于保住了城池和粮草。但是马敦却遭到雍州从事的忌恨,被诬下狱,气愤而卒。潘岳与马敦素无交往，纯然出于义愤，而写了这篇诔文，概述了周处战死的经过及晋兵的败状，又详细叙述了□城守卫战悲壮激烈的情景。此诔笔力刚健,用明快而有力的语言刻画了一位有智有勇的义士形象，也表达了对官吏无能、官场黑喑的不满。明人张溥在《潘黄门集》题词中说：“余读潘安仁《马□督诔》，恻然思古义士，犹班孟坚之传苏子卿也”。 《闲居赋》是潘岳的代表作。此赋作于罢官家居期间，描写悠闲的生活， 造句工整，行文流畅，笔调清淡，在当时同类作品中也是很突出的。见《晋书·潘岳传》。后因称无职闲居为赋闲。如《官场现形记》第四三回：“吾兄在省候补，是个赋闲的人，有这闲工夫等他”。苏州代表性的园林拙政园的名字，也取自于《闲居赋》中“……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此亦拙者为政也”之意。 可是，就是这么一位才貌双全、多情多义的美男子、才子、孝子、好领导，同时又是一个“性轻躁，趋世利”的无行者！ 晋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 尤为后人不屑的是，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谧，陷害愍怀太子。他“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媚态丑态，想想也令人作呕。“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岳终不能改。”（据《晋书-潘岳传》）。趋炎附势，利欲熏心，哪有他赋中写的“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的高雅啊。最后，靠山倒了，自己也死于非命。 从潘岳诗珞与人格的分离，不禁联想起金庸。 我是个金庸迷。在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煌煌巨著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亦狂亦痴、光彩照人的侠士形象。“如憝厚诚朴的郭靖，疏狂不羁的令狐冲、坦荡豪侠的萧峰，狂傲狷介的扬过，善良随和的张无忌，不通世故古道热肠段誉…，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风采，细思之又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很痴。郭靖痴于理法，令狐冲痴于意气，萧峰痴于侠义，扬过痴于情爱，张无忌痴于性情…，尤其是段誉，痴于文，熟读经书；痴于佛，精通梵典；更痴于情：无量山中，不辞叩首千遍，江湖路上，不辞追寻万里，终于在枯井底、污泥处修得正果，羸得美人归心”。 然而作者本人的亮相，其言其行，却是令老枭大失所望，倒不是李敖、余杰所痛斥的伪善。 就大的方面分，佛教可分为大小乘，大乘主张“苦海无边誓愿度”，绝对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小乘信徒就自私些，当个自了汉、自修成佛就罢了。就小的方面分，佛教分为八大宗派，八大宗派又分许多小宗小门派，如禅宗，又有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杨岐、黄龙诸宗。佛教本身也在不断改革、发展之中，其中许多思想并不一致，互相矛盾之处所在多有。“金庸拥有数亿资产，极少参与资助慈善和教育事业。却又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 未必就是伪善。 金庸最的毛病，在于太圆太滑太善变太没有原则性，乡愿成性，与其作品中侠义人物反差之大，非夷所思（套用武侠小说语）！余杰在《金庸的伪善》中指出： “央视拍摄的《笑傲江湖》播放之后，观众骂声如潮，网络上将其形容为“瞎熬浆糊”。“金迷”们都想听听金庸本人的评说。那么，金庸说了些什么呢？一开始，他对央视的版本大加赞赏，公开表示“这是由我的小说拍成的电视连续剧中最成功的一部”、“拍得美伦美奂”。当该片收视不佳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央视的《对话》节目中，他回避直接评论片子的好坏，而是轻描淡写地说，剧组人员非常敬业、不打扑克云云。再后来，观众骂声不绝，金庸也开始进入其中，向记者表示：此前，自己基本上没有看过片子，后来才发现改编太过，已经失去了原著的本色。金大侠还真会紧跟形势，像变色龙一样让自己永远保持“正确”和“光荣”。” 这还是小的呢。更过分的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间在杭州一个新闻研讨会上的谈话，他一反自己极力鼓吹的新闻理念，批驳西方和香港式的新闻自由，指出：“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不久他去台湾见陈水扁，记者追问杭州讲话一事，他又说：“台湾媒体也应该跟台湾国军学习，这是一致的”。这些话两边都讨好，未免太滑头也太变色龙了。我想，作为政论当手的金庸不会不知道，媒体、记者与军人责任与义务截然不同，没有可比性。新闻一旦导向，记者们一切行动听指挥，还能叫“新闻”和“记者”吗？ 金庸，在文化上，是可歌可泣、铁骨铮铮的大侠，在政治上，在现实中，却是个看风使舵、可怜可悲的“庸”人。 可见，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是相对的，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对此钱钟书《谈艺录》有精辟的见解： “至遗山《论诗绝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则视此又进一解。匪特纪载之出他人手者，不足尽据；即词章宜若自肺肝中流出，写心言志，一本诸己，顾亦未必见真相而征人品。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云①：“文章纯古，不害为邪。文章艳丽，不害为正。世或见人文章铺张仁义道德，便谓之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因举宋广平、张乖崖、韩魏公、司马温公所作侧艳词赋为证。魏叔子《日录》卷二《杂说》卷二谓：文章“自魏晋迄于今，不与世运递降。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日夕揣摩，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虽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章观人。”此二者则与遗山诗相发明。吴氏谓正人能作邪文，魏氏及遗山皆谓邪人能作正文。世有爱《咏怀堂诗》者，刺取南雷《汰存录》所谓“不幸存录”，为阮圆海洗雪，盖未闻此等议论也⑤。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 有言者必有德乎。严介溪《生日》诗云：“晚节冰霜恒自保”，爱《钤山堂集》者，亦可据此以辩分门如市而心如水耶”” 钱钟书指出，象阮大铖阿附奸党，严嵩陷害忠良，可他们的诗作，或仿陶渊明，或自称“晚节冰霜”，文与人、言与行完全脱节。 写到这里，不禁废然而叹。潘岳和金庸，仿佛古今两面镜子，值得诗客文人们、包括我自己时时照上一照，以提高警惕，以免成为文与人截然相反的“两面派”和诗美人丑、文高人鄙的“伪人”。 文人文人，可不慎与！ 转自k12论坛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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